本文進入分析新冠疫情下全球領導人溝通能力的系列文章第四篇。本系列文章為專訪台灣知名講師李河泉老師系列文章的整理與分析。在前三篇中，老師指出，從溝通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把領導人的特分成四大類型：「強勢領導」、「博採眾議」、「一意孤行」、「無為而治」等四大類型。
在前兩篇文章：〈梅克爾的優雅謝幕〉；〈陳時中的幽默背後〉，我們討論並詳述了「強勢領導」與「博採眾議」兩種類型，並舉出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及台灣衛福部長陳時中的例子；某種程度上，發現他們在「強勢領導」的角色上，都展現了「博採眾議」的共贏溝通特質，在疫情中，輕重穩妥拿捏得宜，都頗得群眾肯定。
而在上一篇文章〈提油救火的「美洲雙霸」〉中，我們則討論了具有「一意孤行」特色的負面領導溝通類型，並且舉出了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以及有「巴西版川普」之稱的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他們面對危機時「一意孤行」的特質，都為國家甚至個人帶來更多、更大、更不可預期的災禍。
在這一個系列的第四篇，我們要介紹的則是「無為而治」的溝通類型：換言之，就是「佛系領導」。
這類領導人，有的是非常具有智慧（或心機）的領袖，他們心中有自己的定見和目標，但也清楚知道審時度勢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的策略往往是：「先讓子彈飛一會兒」，再視情況決定之後的策略。換言之，他們表面上看起來並不積極做事情，卻是在等待最適當的時機出現，好讓自己的目標「水到渠成」。
但也有一種領導人，就只能用「無為」兩字來形容而已。他們其實並不適合領導、甚至無法下決定，卻可能在因緣際會下坐上了這個領導者的位置。決策上、溝通上的優柔寡斷，或想要「多面討好」，讓他們無法對重要的施政方向作出決斷，只能隨風向搖擺。面對危機時，這類領導人更可能會讓局勢超出掌握範圍，只能被動地看著狀況失控，並且付出更大的代價。
領導人溝通類型四：無為而治
我們一樣先從歷史上的案例來說起。
漢高祖劉邦就是這種領導人物的「正面」經典代表：他表面上帶了一身的流氓痞氣，心中其實有著稱霸天下的野心，而在他稱帝的一路上，自然少不了倚重眾人的頭腦、武力等；但等天下平定後，他就把包括臧荼、韓信、彭越、英布、陳稀等這些造過反或有造反疑慮的人殺光光⋯⋯。
呃，把人殺光光好像不是很「正面」的案例。但這裡主要想講的是劉邦的「溝通手段」：他以草根味十足又平易近人、看似毫無威脅性的溝通風格，先贏取周遭人等的支持、甚至誓死相隨，但其「佛系領導」的背後，其實有自己深度的心機盤算與清楚的終極目標。
而 400 年之後的劉備父子，也可說都是「表面無為，心機卻重」的深謀遠慮之人。劉備平時展現的形象是個處事謙恭的大度君子，一輩子倚賴諸葛亮、劉關張等重臣，甚至給予前者極大的權力。但他在去世前來個「回馬槍」：對諸葛亮交代如果自己的兒子劉禪實在無法扶持，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取而代之──就衝著這句話，讓諸葛亮忠心地輔佐劉禪到底。
更有趣的在後面，諸葛亮病重死前，這位看起來非常平庸的劉禪竟然問他：「我該如何處理你的兒子呢？」諸葛亮這才知道，這位「阿斗」過去表現在自己面前的愚笨都是裝的！於是他趕忙回答，家中還有八百桑樹，可以讓兒子養活自己，希望劉禪善待他。
到最後，劉禪仍然不放心，雖然沒有取諸葛之子性命，卻取消了應該讓他繼承父親丞相職的機會──這也是「無為而治」另一種始料未及的境界了。
「唱衰國民」準備卸責，自己卻染病的英國首相強森
接著我們把鏡頭轉向當今國際：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的防疫表現，就堪稱本次全球疫情當中無為而治的「奇耙典範」。
3 月 3 日，英國確診人數明顯上升，已超過 50 例。英國政府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宣導民眾避免握手。但此時強森卻嘻笑地透漏他曾經與好幾位武漢肺炎患者握過手，其言行讓許多英國民眾覺得不可思議。
3 月 12 日，英國累計確認人數超過 600 人，強森內閣卻在此時宣布抗疫行動由檢測—追蹤—隔離的「防堵」（contain）進入「延緩」（delay）階段，不再對輕症疑似患者採檢。政府僅「勸導」具症狀者居家隔離，幾乎沒有其他任何配套措施。同時商店照常營業，學校照常上課，亦未禁止大型公眾集會。
沒想到，短短 2 天後，英國累計確診人數就破千，而強森內閣的防疫路線仍不脫「佛系」基調，他個人也不斷地「溫和建議」或「呼籲」民眾小心感染，絲毫看不出面對當時在歐洲已經快速蔓延的疫情，有什麼具體的示警與相關作為。
結果就在 3 月 27 日，英國累計確診人數來到 1.5 萬人時，連他自己也感染了！
截至今年 7 月，英國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 30 萬人，因病死亡的人數更高達 2 萬 9427 人，成為全歐疫情最慘重的地區之一。原來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公衛大國，卻因為強森優柔寡斷的「佛系防疫」而摔了個大跤：
舉例來說， 2 月 10 日，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已經將疫情風險上調至「嚴重和急迫」等級，賦予公衛部門強制隔離感染者的權限。
但當時強生卻未採取相應行動，而是認為政府不應任意改變現狀，並且認為「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效應下，英國能夠自然地安渡危機──他對外的多次公開發言，也都是採用這樣「無為而治」的語氣來「安撫民心」。
然而，隨著疫情的持續擴大肆虐，以及雨來自英國劍橋大學、倫敦政經學院、帝國理工科技大學等學府的相關研究主張拉鋸下，強森政府被迫面自己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如意算盤是無效的，最終只好調整方針，也在最後一刻保全了差點癱瘓的 NHS 系統──但強森在這過程中的「無為」表現，早已因此成為領導人溝通的負面教材。
他的「經典語錄」還包括，在 3 月 12 日英國確診人數明顯攀升時，他竟然公然「唱衰國民」：「疫情將持續擴散，我必須坦白告知英國民眾，還有更多家庭會提前失去心愛的人。」此舉被英國媒體、輿論重批，認為他尚未提出具體行動，就企圖向國民「打預防針」以卸責。
孔蒂──難敵「風土民情」的無奈總理
截至 7 月 5 日，義大利累計確認人數已來到 24.1 萬。儘管現在疫情逐漸趨緩，但這個目前唯一經歷過「全國封鎖」的歐洲國家，早已成為全球焦點，也值得我們探討。
其實義大利出現第一確診病例時，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就快刀斬亂麻立即與中國斷航，並宣佈 6 個月的緊急狀態令；隨後卻因多重因素，導致他的治理等同於「無為」，仍然不幸導致疫情失控。
比如義大利式的封城「落實」到地方上時，一切成為表面文章：例如雖然學校停課、公共場所關閉，但所有體育賽事仍然照常舉行，只是觀眾不能到現場加油而已。而「緊急狀態令」下，人們仍然任意逛街、聚餐、喝咖啡以及參加派對，餐廳、酒吧營業絲毫不受影響。
再者是義大利的「風俗民情」部分：該國民眾注重人與人間的近距離接觸，見面擁抱、貼頰親吻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疫情發生後，各城市廣場中仍然擠滿男女老少，咖啡坐與酒吧台依然人滿為患，馬照跑、歌照唱、酒照喝、舞照跳。孔蒂頒佈的「規範」只被當作參考，甚至連戴口罩還會被嘲笑；同時還有許多地方民眾就孔蒂封城以及戴口罩的「建議」示威遊行。
時間回到 3 月 3 日，義大利累計確認人數已破 2 千人。來到國會殿堂，國會議員馬特奧達索（Matteo Dall’Osso）進議場質詢時，還因為戴口罩而被其他議員嘲笑「作秀」，甚至被要求摘下口罩「尊重議會」。
這讓他當場氣爆、摔麥克風大吼：「瘋了！真的瘋了！議長，我戴口罩並不妨礙任何人，我是在自我防禦，因為免疫系統不好！」接著他摘下口罩後怒嗆：「那我脫掉口罩好了！但我告訴你們，我去過 3 個疫區，你們覺得我是戴口罩好還是這樣好？建議你們還是讓我戴著口罩吧，為了你們自己的安全！」
「無為而治」的領導溝通方式可能造成好壞不同結果
經過分析，我們發現，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與義大利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都屬於「無為而治」的溝通類型，換言之，就是所謂的「佛系領導」。
但是，強森的「無為而治」之中，又帶有些「一意孤行」的成分：他的「無為」與其說是不進行種種專家建議的防疫工作，不如說自己一開始相信透過「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英國將自然走過風暴──然而，當諸多客觀證據都顯示這個方法顯然會造成比想像中更大的傷害時，他卻因為自身的立場拒絕做出調整。
而義大利總理孔蒂的部分，則比較讓人同情一點，因為他的「無為而治」，有更多的「無能為力」在裡面──他並不是沒有嘗試作為過，只是義大利的風土民情、國會生態，並不是他個人能迅速調整的；不幸的是，這些部分卻成為此番防疫作為中的絆腳石。
李河泉強調：「『無為而治』可以正面也可以負面。但正面的『無為』絕對不是『什麼都不做』，反而是在做好一切部署之後才『讓子彈飛』。審慎地預先做好一切準備，才是『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否則僅是單純的無能而已。」
到此為止的四篇文章，我們已經把「極權領導」、「博採眾議」、「一意孤行」以及「無為而治」四種領導溝通類型介紹完畢。在接下來的最後一篇文章中，我將統合李河泉老師的觀點做一整理，同時為大家羅列領導人在危機溝通當中不能踩的地雷，提供給讀者參考。
（未完待續，下篇請見：〈疫情之下，各國領導者們的「危機溝通學」（總結）：管理者不能踩的 3 大地雷〉）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