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接受高等教育、擔任兼任教授，卻得帶著兒子掙扎求生？美國「被壓榨的一代」（上）
高知識分子向下流動
如同波林之於她所任教的學校，高等知識分子貧窮者普遍藏在美國這個國家內。「沒有人知道或在乎那個住在拖車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住在俄勒岡尤金（Eugene）、撫養一名孩子、曾經在大學裡教語言學，如今卻依靠福利與食物救濟維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說道。
明尼蘇達的圖資管理員和網站開發者米雪兒．貝爾蒙特承認，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經濟狀況如此窘迫。她說：「每一個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暫時經濟拮据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
這些教授與其他受過教育與培訓的工作者，面對的是中產階級流眾最典型的困境：債務、工作過量、孤立無援、以自己的貧困為恥。他們甚至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像是和伴侶喝著愛爾淡啤酒的約會，或和朋友談論自己的困境並交換八卦的聚會。他們幾乎不放假。
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學歷或許不如自己，卻擁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當我在和這些中產階級流眾交談時，總會聽到他們不斷責備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職業與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難道錯了嗎？他們覺得自己錯了。
他們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紀較長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們，更遑論與自己原本預期的軌道，有多大的差距。
波林透過網路，和一群與自己出身相仿的同伴們保持聯繫。其中一個是她在大學時期認識的朋友，叫賈斯汀．湯瑪士（Justin Thomas），擁有歷史碩士學位，現在於帕克蘭學院（Parkland College）及湖濱學院（Lake Land College）擔任兼任教授。
在這些離芝加哥 3 個小時車程的學校裡，湯瑪士每個學期會開 4 至 6 門課，而湖濱學院會付他每門課 1,675 美元（約新台幣 51,700 元），帕克蘭學院則為 3,100 美元（約新台幣 95,683 元）。在每個學期開始後的一個月，他會收到薪資，而在收到薪資之前的 4 週裡，他的兩個女兒每天晚餐都是起司通心粉和烤馬鈴薯。（由於他沒有取得兩個孩子的全部監護權，因此沒有領取食物券的資格。）
「我會對她們說，『對不起，我實在沒辦法幫妳們買其他東西，就連冰淇淋都不行。』」他說，並在繼續開口前，哽住了一會兒：「對我來說，要想幫女兒達成夢想，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夢想。」儘管他會在夜裡到父親的工地兼差，但手頭依舊很緊。「我很想讓女兒去上音樂課，她真的很有天分。但現在的我沒有任何資源，能讓她充分發揮自己的天分。」
然而，受過高等教育卻向下流動的大學教授們，並非偶然的現象；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環：根據全美法律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調查，法律系畢業生的就業率從 2007 年的 92% 下降到 2012 年的 84.7%，並來到 2016 年的 87.5%。而 2012 年法律學系生的平均負債金額為 14 萬美元，與 2004 年相比，上升了 59%。
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至今依舊沒能重拾工作機會的行業，還包括了建築業、市場調查、資料分析、書籍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儘管這些工作的就業條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碩士學歷者。
「做你所愛」背後隱藏的階級歧視
對我而言，讓此種壓迫更為嚴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經常浮現在我們耳邊的呼告：「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這句話總是勸誘著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出於好意的精神導師和企業們，頻繁使用這句格言。
我自己也經常聽到這句話。那些總愛勸別人「做你所愛」的人，成功地讓自己看上去令人稱羨，並從底下的員工身上榨出更多勞力。這則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過去總認為工作是一種職責、一種屈從而非激情的想法。工作對於一個人的人格，以及其內心對於重要性、價值觀的形塑，有著愈來愈顯著的影響。
然而，有些歷史學家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常態。反觀上一個世紀，人們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於經濟壓力，而他們心目中的天堂，是一個不用工作、流著奶與蜜的土地。（貴族們自然是希望什麼事都不用做，憑著自己的家產而活。）
讓我們將「做你所愛」這句咒語代入眼前這一切；此刻，我就坐在龐大的共享辦公室 WeWork 桌子前，打著這段文字，而這句咒語醒目地印在這間公司的員工 T 恤上。我凝視著這句標語，期待那名此刻身穿著這件 T 恤、正在補充咖啡的年輕女子，能真的在某處實現這場美夢。
我腦中想起許多自己認識的年輕與中年父母們，是如何遵循這句格言，卻導致自己不得不吞下那一言難盡的苦果。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做自己所愛，該如何生存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於許多記者、新創工作者等那些雖不穩定但「具有創意」的產業員工來說，這句格言有時甚至具有某種強制性。這些工作的光環與聲望，就是這些以長工時換取低薪者的收穫。美國人民徹底浸淫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蘿倫．柏蘭特（Lauren Berlant）筆下的「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氛圍中。
根據柏蘭特同名著作，所謂的殘酷樂觀主義存在於「當追求的目標實為阻礙自身健全發展」時。在「做你所愛」指令中所存在的虛無縹緲理想之下，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同柏蘭特所寫，無論是「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與社會平等、愉快且持久的親密關係」，我們的個人安穩及未來已殘破不堪，而我們卻依舊相信自己可以「做你所愛」，即便美國已經沒辦法再幫助我們從生活與工作中「獲得正面回饋」。
我們這些「做你所愛」的創意階級者所經歷到的現實，有時更像是柏蘭特所謂的「愚蠢樂觀主義」，即「最令人失望的事」。
如同宮德光（Miya Tokumitsu）在自己那本《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中所寫，「做你所愛」這件事在美國早已名存實亡，只是企業用來加倍剝削員工的銬鐐。從科技公司到高檔連鎖餐廳、再到如喬氏超市（Trader Joe’s）等商店，每間公司都強調自己的員工是──或至少看起來是──快樂的。
當然，還有更難察覺的剝削，如那些走進眾所皆知的「做你所愛」虛幻花園小徑的兼任教授、學校老師和記者們。或許有一天，他們能即時發現以追求所愛之名，被迫做著那些根本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回報的工作。
當我在基於人生的種種壓力下、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創造力」以換取工作機會時，我這才明白：在堅持「做你所愛」的本質之中，隱藏著令人不舒服的階級歧視──假使深信「做你所愛」的信念，其實來自一個擁有特權的社會身分、一個風險較低，且失敗也不意味著賠上一切或人生終結的環境，那麼對於那些不擁有特權的人而言，為了實踐這句話會讓他們落得何種下場？
在如今這個有時被我視為「中產階級終結」的年代，選擇養育孩子無疑會動搖那本就不穩固的結構：我們就像是在玩生存疊疊樂。
波林等那些工作岌岌可危的人們，本該是社會上的高知識分子。他們本該飲下權力的美酒。如果你覺得自己和工作的關係非常疏離，那麼你或許該問的是：你是誰？
備註：本文摘自的《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由八旗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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