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參拜靖國神社」很可惡，是因為不了解日本「神」的信仰構造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也有人稱作「終戦の日」。這一天的由來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收音機向日本民眾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1952年，日本恢復主權後，每年這一天日本政府都會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天皇也會在這一天發表談話。近幾年，什麼人會在這一天參拜靖國神社也成為媒體的注目焦點。

過去台灣媒體在處理日本靖國神社的話題時，幾乎都是負面報導。記得小時候，台灣媒體報導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消息時，很多人都會把這個現象描述成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以前我在台灣得到的資訊都是「參拜靖國神社很可惡」「參拜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復活的象徵」，而且把結論描述得很篤定。但是這些資訊幾乎不談因果動機，再不然就是閃爍其詞，事理邏輯連貫不起來。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的政治人物要參拜靖國神社。其實我到日本生活的最初幾年間，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日本的探討靖國神社問題的文獻也沒有提到「為什麼」。

日本的文獻沒有提到「為什麼」，就只是因為這件事太單純，單純到沒有必要提而已。稍微有一點想像力的人其實只要思考一下當事者的處境和立場，答案就出來了。只是以前我的想像力不足，而且我接觸的資訊都是直接跳過因果關係，然後灌輸我有違常理的結論，所以我才會迷惘。

靖國神社供奉了兩百多萬名往生者，這些往生者的家屬在這裡追悼死去的親人，一點也不奇怪。由於這些人的死和國策、政治判斷有關，所以政治人物追悼這些往生者並不奇怪。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明治政府祭拜戰死者的「東京招魂社」。當初是由兵部省管轄。後來兵部省改制成陸軍省和海軍省，「東京招魂社」就由陸軍省、海軍省、內務省共同管轄。然後在1879年改稱靖國神社。

二次世界大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接管了日本。GHQ在1945年12月廢止日本的國家神道後，日本的各個官社就不再由政府管轄。其中靖國神社在1946年申請成為宗教法人。靖國神社成為宗教法人後，繼續做供養戰死者的業務。當時是由二戰死者的家屬向靖國神社提出資料，然後靖國神社向陸海軍的善後機構確認事實，再決定是否列入供養名單中。

在GHQ接管日本的期間，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都參拜過靖國神社。也就是說，GHQ認可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天皇和首相層級的活動，遠東委員會當然也看在眼裡。由於遠東委員會沒有意見，所以也可以解釋成遠東委員會認可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其中，當時參拜過靖國神社的首相之一的吉田茂就是反軍國主義者。吉田茂從戰前就反對軍國主義，是當局眼中的問題人物。也就是說，反軍國主義的人也會參拜靖國神社。

所以參拜靖國神社不是最近才有的事，而是戰爭結束後就一直有人參拜。連GHQ的統治期間也不例外。

天皇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很單純：這些人的死因和政府政策有關，政府代表人當然該去拜一下這些犧牲者。

日本恢復主權後，昭和天皇還是有去參拜靖國神社。一部分首相也有去參拜靖國神社。

另一方面，陸海軍的善後機構應戰死者遺族的要求，加快處理善後事宜，於是就直接把整理出來的戰死者名單提供給靖國神社，讓靖國神社判斷是否列入供養名單。結果二戰期間兩百多萬名戰死者就進入了靖國神社。這兩百多萬人是因為戰爭而死，但是未必是因為戰鬥而死。在戰場上餓死或病死的人，也一樣進入了靖國神社。有假說指出，當時在戰場上餓死或病死的可能超過百萬以上。假說的數字未必精確，但是多少可以反映當時日本軍的狀況。

家人被政策送上戰場，而且最後在外地餓死或病死，遭遇到這種狀況的家庭當然會對戰爭和政府沒有好感。其實以前一些日本的特攻隊員的遺書和家書也可以看到批判戰爭、批判政府的言論。這些批判戰爭、批判政府的遺書和家書沒有被當局攔截，可能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抗命，願意赴死，也可能是這些人的批判方式比較收歛，所以當局放過了這些意見。這些批判戰爭、批判日本政府的特攻隊員當然也在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中。

1959年3月，二戰的日本B、C級戰犯陸續列入了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1978年10月17日，14名A級戰犯也列入了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

戰犯的A、B、C級是二戰後國際法庭審判時用的粗略分類，中文的文獻多是譯作甲、乙、丙級。這種分類方式是依據罪的種類，無關罪的輕重，也無關兇惡程度。

A級（甲級）犯罪：破壞和平（例如計畫戰爭、實行戰爭等）
B級（乙級）犯罪：違反交戰規則（例如虐待戰俘、殺死非戰鬥員、破壞都市等）
C級（丙級）犯罪：違反人道

其中有爭議的是A級和C級的犯罪。二戰當時，「破壞和平」罪的處罰對象是國家而非個人。「違反人道」則是二戰末期同盟國為了審判德國殺死自國猶太人而新設的罪。用這兩種罪審判二戰敗戰國的人員會有法律溯及既往的問題。

當時的美籍律師布萊克尼（Ben Bruce Blakeney）認為：戰爭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國家行為。追究計畫戰爭的人，或是用普通的殺人罪觀點審理戰爭的殺人行為會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在這個邏輯下，投原子彈的人也會變殺人犯，下令投原子彈的人也可能變成殺人犯。

另外，國際法庭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 Binod Pal）也提出了1219頁的反對意見報告：戰爭法庭的法官全員都是戰勝國的人，非常不公平。如果用戰爭發生之後才訂的法律去追究以前不違法的行為，也會違背法律精神。如果殺傷平民算是犯罪的話，投下原子彈的人也該受審判。

由於這兩個人的意見都沒有被採納，所以有些人認為二戰國際法庭的政治意義大於法律意義。

結果日本的A級戰犯中，只犯A級罪的人全部都沒被判死刑。這可能是因為國際法庭自己知道法理上有大問題，所以死刑判不下去。被判死刑的A級戰犯都是因為犯了B級和C級罪才被判死刑。

在日本國內，有些人覺得發動戰爭不對，所以覺得日本受處罰很正常；不過也有人覺得當時國際法庭的審理方式有很多瑕疵，所以不接受判決結果。

同樣地，有些日本人非常痛恨當時的政治家和軍部高層，因為如果他們不發動戰爭，很多家庭就不會破滅，日本也不會變成焦土。他們覺得這些人變成戰犯是理所當然。不過也有人認為二戰之前日本受到歐美經濟制裁，經濟處於破滅邊緣，由於當時的政府找不到解套方式，所以才發動戰爭，擴大生存圈。

其實，日本在二戰期間並不是獨裁政治，而是一直維持既有的合議制，只是制度有嚴重的缺陷。天皇不能干涉內閣的專業，首相干涉不了閣僚，政府各部門是由各大臣各自為政。由於內閣的政策必須由閣僚全員同意才能推動，所以首相必須討好各大臣。另外，統帥權在不能做政治判斷的天皇手中，所以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管不到作戰現場。實質上負責陸軍作戰的參謀本部很難管到本土以外的部隊。結果日本軍的作戰主要是由現場的中堅幹部判斷。實質上是無責任政治。

獨裁政治發生問題時，可以找到明確的首謀。不過合議制的無責任政治發生問題時，很難找到明確的首謀。當時日本的政治家和軍部高層當然有問題，不過當時日本國內民粹高漲，而且媒體充斥煽風點火式的報導，要政府硬起來。政治家和軍部高層其實是夾在內政和外交困境的矛盾之間。所以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其實非常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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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戰犯列入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的翌年，經過媒體報導，一般日本民眾才知道有這回事。

有些遺族覺得害自己家庭破滅的元凶是這些A級戰犯，所以會不高興。也有一些遺族覺得戰時的高層也是制度和時代的受害者，所以認同A級戰犯合祀。

昭和天皇在A級戰犯合祀後，就再也沒有去參拜靖國神社了。至於日本首相和議員還是有繼續參拜。

日本的首相和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基本上是為了悼念戰爭的犧牲者，而不是為了某個戰犯。靖國神社合祀的往生者中99.96％不是戰犯。如果擺明只為0.04％的戰犯，拒絕悼念其他99.96％的往生者，反而有違常理。因為民選政治家不敢得罪多數。

A級戰犯合祀後，日本首相還是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四名首相合計拜了二十多次，都沒有發生問題。一直到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打算在終戰40年紀念日去參拜靖國神社（任內第10次）。不過在紀念日的前幾天，中國方面突然開始批判日本，指參拜靖國神社會影響到日中關係。

中曾根還是按照原定的行程參拜了靖國神社，不過這不是強行參拜，而是事前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澄清事實，同時也有努力協調靖國神社和遺族。這次參拜過後，中曾根考量外交問題，而且擔心友人胡耀邦的立場，之後就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了。但是日中關係並沒有改善，胡耀邦後來也失勢了。

1985年之後的10年間，日本的首相在任內都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

1996年，橋本龍太郎在首相任內參拜過一次靖國神社，不過刻意避開了終戰紀念日。

2000年之後，小泉純一郎在首相任內參拜過好幾次靖國神社，不過也有避開終戰紀念日，只有最後一次是選在終戰紀念日。終戰紀念日參拜後的一個多月，小泉就退出政壇了。

2013年，首相安倍晉三也參拜了靖國神社，不過也避開了終戰紀念日。

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2016年現在，日本一共有33人當過首相。任內參拜過靖國神社的首相一共15人。有人會參拜，有人不參拜，是因為每個首相的民意背景和政治理念不同。

去參拜的首相是理念上覺得自己的身分、立場可以去，而且覺得應該去悼念這些因為政策而犧牲的人。不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可能是理念上覺得自己的身分、立場不適合去。

日本的憲法規定國家不能從事宗教活動。有些人認為「首相參拜等同國家宗教活動」，這些人就會認為首相不該參拜靖國神社。有人覺得「首相參拜不等同國家宗教活動」，這些人就不會覺得首相參拜有問題。

由於有些遺族不希望自己的祖先和戰犯一起供養，也有人覺得戰犯合祀會影響到日本的外交，所以日本國內有把戰犯和非戰犯「分祀」的意見。其實中曾根在首相任內遭受中國批判時，就想和遺族和靖國神社討論分祀的可能性。不過當時有不少遺族反對，而且靖國神社也不同意。近幾年，本來反對分祀的遺族態度開始轉變，不過靖國神社還是因為信仰的理由不同意分祀。如果靖國神社不同意，日本政府也沒轍，因為日本憲法規定國家不能介入宗教事務。

華人世界會把「參拜靖國神社」聯想成「軍國主義復活」，起因就只是1985年8月中國的媒體突然這麼解釋，而且媒體也沒有深入追蹤分析，所以華人就把第一印象直接當成事實。之後韓國和台灣也開始這麼報導。

很多華人覺得「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很可惡，是因為不了解日本的「神」的信仰構造。

在華人的信仰中，神是道德倫理的典範，普通人死後不會變成神，只有偉大的人死後才會變成神。所以有些人可能無法接受戰犯進入靖國神社，更無法接受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

其實日本人信仰中的神本質是「精靈」。山神就是山的精靈，海神就是海的精靈，廁所神就是廁所的精靈。人死了之後也會變成精靈。日本人拜神，並不是把神當成道德倫理的典範，拜山神、拜海神、拜廁所的神、拜往生者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學倫理道德，而是求平安、祭祖、自省的民俗行為。

當然，日本國內也有把過去的戰爭當成聖戰、把戰死者當英雄、認為以前的日本是美麗的理想國度、不認同東京審判判決的人。這樣的人參拜靖國神社時當然會帶著個人的信仰。這樣的信仰當然和很多華人歷史信仰不同，這是因為信仰中的歷史是「解釋學」觀點的歷史，而不是「考古學」觀點的歷史。

有人會把戰死者和戰爭神聖化，當然也有人不會。在日本，各個主要政黨幾乎都有會參拜靖國神社的議員，只有馬克思主義系統的政黨和靖國神社無緣。過去反軍國主義的吉田茂首相也會參拜靖國神社，所以參拜靖國神社未必是極端的行為。

至於日本政府的立場到目前為止，一直是把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定位成追悼戰爭死者、不再讓戰爭悲劇發生的活動。

那麼日本的官方說法能信嗎？

其實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在信與不信之間打轉，是思考的停滯。民主主義國家的政府公開發表的見解並不是要民眾相信政府，而是有責任宣言的意義。從這種責任宣言可以解讀政府的考量，民眾也可以根據政府的宣言檢視政府團隊中是否有人做了違背政府立場的行動。如果政府考量有重大瑕疵，或是政府團隊的言行不一，都可能危及政治家的職業生命。所以官方說法實質上可以算是政府約束團隊成員行動的手段。

本來，日本並沒有這種政府見解。因為二戰結束後日本的天皇和首相斷斷續續參拜靖國神社並沒有發生外交問題。日本的國家制度也沒有因為天皇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變化。即使是戰犯合祀後的好幾年間，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也沒有發生外交問題，日本的國家制度還是沒有特別的變化。是1985年中國開始批判後，靖國神社才突然變成外交問題。所以日本政府才會發表官方見解。

如果參拜靖國神社可以讓軍國主義復活的話，日本在這七十多年間累積的努力應該會有成效。不過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參拜靖國神社似乎和軍國主義復活沒什麼直接的因果關係。

本文經梅と桜 ―日本台湾年軽人的事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