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存在着一個莫名其妙的制外解釋權，這是整個基本法的規則漏洞。「解釋權」這種東西根本沒有明確定義，我們不知道它會和能發揮什麼作用。如果我們照字面看，這是否一個能曲解任何事情的權力？
比方說，基本法保障了香港人有言論自由，但解釋權可否把言論自由扭曲解釋為「自殺的自由」？即在當事人的解釋下，言論自由就是「自殺自由」，而不是發表言論的自由？
法治與法律，追求的是原則明確可認、白紙黑字，減少含糊的灰色地帶，這也是我們整個法庭與契約信用的根基。讓事情一切都循規守則，不至於受任何人主觀的意志和搖擺的理解所左右。而這個解釋權，產生了一個幾乎無法消除的巨大灰色地帶。
解釋權的存在理由是很明顯的，就是為了政治目的，給予北京政府介入香港司法判決的窗口，使北京政府能夠在香港實現一些想法。
這自然是效果論的，北京需要的是「達成某個結果」，舉個例子說，讓某甲死掉、禁制某種言論，或者香港政府讓北京取得多少貸款之類。這些都是最後要的結果，就像我們想要從荃灣去黃大仙一樣，我們需要的是「最後自己去到黃大仙」。
而基本法上面有什麼條文授權了政府做什麼，政府才可以做什麼。用回上面港鐵的比喻，基本法的條文就像是車站，如果有黃大仙站，你就可以乘港鐵去黃大仙；港鐵上沒有土瓜灣站，你就不能直接乘港鐵去土瓜灣，最多是在最接近的車站下車之後再自己找辦法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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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只能在軌道上行駛，你要它去哪裏，就必須先建好路軌，這就是憲制文件。北京政府的解釋權，就像是隨便修改決定路軌去向的權力，看起來似是能為所欲為；但實際上，無論多橫蠻的釋法，還是難以直接達到目的。你要港鐵撞進一個人的家，你就要把路軌鋪到去那裏。
釋法令基本法變成糊塗帳
同樣地，在基本法上再有解釋權，也只能改變規則，卻不能直接控制規則的結果，因為審的還是香港的法院，即使北京解釋了，那也只是改變了條文的意義，法院還是根據條文去裁決，很難精密的瞄準一個目標達成。結果往往導致了沒有達成釋法者想達成的結果，特別是現在很多時釋法，根本就不是某條條文有任何爭議，而是想要在基本法中，硬要找出理據來攻擊一些政敵時，根本已去到無中生有的狀態。你連要釋哪條條文都已經是問題，更遑論怎樣釋。
最後不僅釋法沒有達成想要的結果，而解釋一次後，條文的定義被扭曲，而其適用範圍卻會比你想要對付的目標廣，往往會波及其他沒想過要影響的對象，而產生了各種釋法時沒有想像到的副作用。而這些釋法並沒有任何社會基礎，最終產生了各種和社會現况完全不相合的規則。
故此，解釋權的設定，以及「釋法」這個行為，最終只會令基本法變成了一個混亂的糊塗帳，而喪失了其信用與權威。這樣的話，再怎樣叫人去擁護也不會有任何效果了。
作者是企業家
（原文載於2016年11月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