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30出頭的媒體朋友聚會，煩惱的不外乎「找不到中階人才」、「產業快速蕭條」，前途茫茫，大家總是在問，30世代的人都去哪兒了？
「變成自由工作者。」朋友指著我，彷彿罪魁禍首。我苦笑：「再撐在那兒要生病的，我這是自救啊。」
幾年之後，這些朋友漸漸不再群聚，偶爾和其中幾位碰面，每個人都是一臉疲憊，無奈亦無言。問起「還有和誰誰誰聯絡嗎？」「沒有，忙，很忙。」有一天，和某位朋友約了拿東西給他，他一臉歉意：「對不起，我很想跟你聊，但最近實在沒辦法跟人說話。」我揮揮手道聲再見，別道歉哪，不寒暄，我也鬆口氣。
一個逐漸崩壞的世代
身為一個資深雙極性情感疾患兼社交恐慌症患者，在醫生宣告可以停藥之後，十多年過去，我沒有再踏入精神科。這並不代表「痊癒」，只是可以配合社會，用生活「技術」把日子過下去，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也無法解決，只能與之共存，用演技掩蓋。寒暄，更多時候是負擔，不必要的社交能免則免。
年屆40，身邊因為憂鬱症而失能的朋友越來越多，這個年紀，正是中年危機發作的高危險群。我們在崗位上奮鬥了十多年，理論上應該是產業的中堅份子，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中，應該要負責穩住局勢、找出新路，卻一個個倒了下去，再聰慧、再有才，都沒有用。
「沒有用」如同詛咒，怎麼努力也沒用。做不完的工作越來越多，業績卻直線下落；漸漸的睡不著，漸漸的吃不下，漸漸的，下不了班，最後，上不了班。
長期失眠讓世界變得恍惚。天黑輾轉到天明，睡不著的壓力讓人起不了床，沒有力氣走出家門。一開始還可以爬起來打電話或寫信請病假，慢慢的，連請假的力氣也沒有了，變成曠職。
有的主管人很好，幫忙跟公司協調，改成彈性上班或兼職，讓逐漸失能的員工盡量維持穩定的收入和作息，希望我們能挺過生命幽谷。畢竟，時屆中年，雖然我們大多單身，但自己的生活和年邁的父母，都是開銷。
然而，績效與產出的指標就是在那裡，失能者，就是做不到。
失能不是懶散不去做，是做不到
我比較幸運，狀況最糟的時候才24歲，那時還在唸研究所，沒有社會壓力。病發時，腦子裡想著A狀況，執行起來卻是B狀況，實際情況則是C狀況，一如村上春樹的名句：「就像沒對準的描圖紙，一點一點地錯開了。」大腦罷工，連紅綠燈的號誌都辨識不了，無法過馬路，無法搭上對的捷運，無法在正確的站下車。很謝謝當時願意帶我去醫院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大家好多好多的麻煩，沒有他們，我活不下來。
那個學期的期末報告自然是一塌糊塗，老師批閱回來，評語相當凌厲：「你整個學期的所思所學只有這樣？如此敷衍，如何對得起認真備課的教學者？」
任何原因都不是理由，我無法解釋，因為在旁人眼裡，我的「失能」只是「懶散無心」。
還好那時是24歲，不是44歲。40歲代的失能，在這個情勢陵夷的環境中，面臨的會是全面封殺。
勞工可以依照自身的健康狀況工作嗎？
在我發病的時候，很希望能有一家療養院，能夠讓我在狀況不好的時候，可以無牽掛的休養；狀況好的時候，可以工作，維持個人與療養院的經濟收入，畢竟大部分的時候我是可以正常生活的。有療養機構照看，也不會造成家人負擔、困擾社會。然而，現在的憂鬱症已快要和近視與肩頸痠痛一樣普遍，絕非收容機構可以照顧。那，怎麼辦呢？居家隔離嗎？經濟與家庭重擔怎麼辦？
絕望與恐慌會把人往更糟糕的深淵推，因為尋求情感支持而落入新興宗教（或直銷）的情況屢見不鮮，不惜傾家蕩產、到處借錢去繳納各種費用，讓他們被親友排拒，陷入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我常在想，有沒有更靈活、健康的工作機制，能讓人得以在修復自身的時候，還能賺取維持基本開銷的收入？
一個可以容許勞工依自身健康狀態工作的體制，可以是什麼模樣？
自由的工作時間是首要條件，但以現行的經濟結構來看，自由工作者缺乏法律資源的保障，往往是層層剝削的最後一環，以最少的執行時間和最微薄的獲利空間，來換取表面上的自由，實際上，往往要全年無休才能維持起碼的收入。不要說一例一休的「保障」與他們無關，只要不開工就沒飯吃，完全沒有生病的餘裕，這才是「自由工作者」的現實。
在我所知的自由工作者中，繳不出國保與健保的，大有人在。而這群人，往往也深受憂鬱所苦。他們本來都是該領域中的璀璨新星，病發如山倒，一路頹敗下去，還未年老，卻成了「下流中年」，神憎鬼厭，但求一死。
我們迫切需要支持系統，來撐住因為病倒而「中空」的中年人力資源，但，我們的社會有這個餘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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