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时得知的一些历史真相
导读：黄春光，湖北咸宁人，1943年出生于晋察冀根据地。文革前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与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黄春光近照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四年
黄春光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
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
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
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
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
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么。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
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
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
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
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
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
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
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
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
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陈再道（左）与许世友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
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
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
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
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京西宾馆。
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
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
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
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
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
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
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
林就更不用说了。
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
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
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儿。
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
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
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
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
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
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
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
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
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
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
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
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
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
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
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
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
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
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
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
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
林彪、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
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当总长时期的父亲和我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
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
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
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
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
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
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
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
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
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
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
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
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
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
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
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
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
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邱路光插话：林彪不是不愿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确地说，他是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么的，想都别想。
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
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林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
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
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
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
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我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
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
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
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
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
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
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
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
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
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
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
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
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
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
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
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
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
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
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或者说特别拥戴，怎么说都不为过吧。
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广州军区司令员），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
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
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
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
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
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
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
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
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
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
“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话：黄永胜刚当总长的时候，我从部队回来去看他。那次他刚起床，在院子里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对中央文革呀？总长那么严肃的人，军队的领导人，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黄永胜怎么说？他说：反也不要紧嘛。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笑。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
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3000人呢。
多年来，他对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
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江青为什么在党内、在文革中能变成这样，是值得深思的。
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
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耻。
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们是夫妻，没人知道他们感情的好坏，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更缺乏了解。
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对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
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的组长，明知道江青不会听陈的，那不就是将大权交给江青嘛！
是不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是必须的，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先锋作用？
江青到处打击干部，到处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说？
有时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让她检讨，是真心批评她，还是她闹得太不像话了，不得已而为之呢？
主席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看来，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发动时冲锋陷阵，自己在后面。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
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
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
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
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
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实际受了他的骗。
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
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延伸阅读：
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谈林立果
文章摘自《报刊荟萃》2009年06期 作者：张聂尔 原题为《林立果：一个疯狂的黑太子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谈林立果》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1969年从一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一跃而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当时的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认为林立果“野心大得很”，在林立果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林立果，真是这样一个疯狂的黑太子吗?
除了叶群，文化大革命中，林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参政，他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林立果此人怎么样？对此，笔者曾与鲁珉交谈过。
鲁珉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位出色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打F-86佩刀式能手。在抗美援朝中，空军共涌现出六名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他们是：王海、刘玉堤、张积慧、赵宝桐、孙生禄和鲁珉。1969年，鲁珉任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是副部长。
谈起林立果，鲁珉与谈论其他一切事情一样直率。
笔者问：林立果当上副部长时，你最初感觉怎么样?
鲁珉答：一开始我看林立果，就认为他是高干子弟，林彪的儿子嘛。
林彪重视儿子，喜欢女儿。大概是这样讲吧。
1969年我到空军当作战部长不久，就看到了林立果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命令下来后，林立果一直没露面。
后来有一天，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也是当时吴法宪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林立果要到指挥所看看，你陪他，并告诉曾(国华)副司令员一下。陈说，林立果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我们领他一下。并让我和她一起在空军办公大楼门前等林立果。陈绥圻还要我通知司令部情报部、通信兵部、雷达兵部的部长都来，因为指挥所各部都有值班的，好介绍情况。
不久，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来了，我们领着他们在空军大楼转了一趟，进指挥所看了看，又到陈绥圻那里吃了饭。在送林立果、周宇驰出来时，我对周宇驰说，林立果既然是作战部副部长，还是应当到作战部和大家见见面吧。
周宇驰说，回去跟林立果讲讲。
过了没几天，林立果果然到作战部来了。
周宇驰说，要副处长以上的干部都到作战部的作战室去。
林立果就和部里副处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
他讲的话很简单，我现在还记得。
他说：我是个新兵，在空军是个小学生。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就这么两句。
从此他再没来过作战部。
事后我专门问过王飞：林立果怎么弄？要不要单独给他搞个办公室？王飞讲，你不要搞。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王飞讲，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
这样我明白了，林立果就是要这个头衔。
过去他只是一个秘书，秘书算什么?
在作战部当了副部长，下一步就可以当副参谋长、副司令。对不对?
问：当时你没觉得林立果到作战部你很荣幸吗?
答：嘿，我当时还想他到作战部是沾我的光哩。
我是英雄嘛，又是左派嘛，他放在我这里不是沾我的光吗？
我到林彪家里去过一次，叶群拉着我跟林彪照相，说：这是我们空军年轻有为的英雄。我看还是他们利用我。
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
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林立果哪搞那些!
林立果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林立果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
林立果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不过在我面前还不敢装腔作势。有一次，林立果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
林立果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
（呵呵，很前卫啊，到现在为止垂直起降都没实现呢。据高华教授讲：林立果还想搞相控阵雷达，把山炸开，依山而建。毛主席曾夸他：“革命小将，敢想敢做。”）
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作者注：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作者注：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
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
问：我记得林立果的“小白书”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答：那东西不是他写的，是周宇驰他们几个搞的。
林立果总想搞出点什么，捞资本吧，林立果还很喜欢出题目哩。
说：鲁部长，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的使用问题你考虑考虑。
我看那“小白书”上面还有我的观点。(笑)不过总的来讲我认为那东西没多大意思。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说到“小白书”，我又想起吴法宪。我总觉得这个人是知深浅的。林立果作了讲用报告以后，吴法宪不表态。
后来周宇驰对我讲，他和林立果在林立果家里，让叶群按照他们拟好的稿给吴法宪打电话，要叶群去压吴法宪。叶群就给吴法宪打电话，他俩在旁边听，看叶群是不是照办。
周宇驰这样讲也许是为了说明林立果在林家的地位？据他们讲林立果在他们几个面前讲起叶群，说这个婊子，你想想!
另外据我所知，黄、吴、李、邱在林立果眼里，根本不在话下。
叶群果然按他们的意思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吴法宪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吴法宪一讲话就是那个腔调。
但是吴法宪下来又对我们说：对林立果的报告，不准传达，不准印发，不准组织学习。
我在机关就没吹。作战部一个副处长到西安出差，印了五百本，我说没有我的命令一本也不许发。
后来广州派人来要，我才破例给了他十本。
吴法宪这个人，后来完全弄成小丑了。
尤其他在法庭上的表演，谁看了都笑话他。
其实他这个人原本给我的印象还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你说他对林立果好，可他对别的人也好。
叶帅倒霉时，儿子的胳膊被打断，吴把他弄到上海空军医院治疗。
陈老总被打倒了，他的女儿也是吴弄到空军当兵的。
还有张文秋一家。江青公开讲张文秋是叛徒，话讲得很难听。那时邵华和她妹妹要当兵，刘松林找到我，我给她出主意，要她给吴法宪写个信。
不久来了个穿陆军军装的人到张文秋家里，给她们填表当了兵。
把张文秋弄到301医院全面体检。
问：吴法宪是不是让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一切呢?
答：这个事，依我看吴法宪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他怕林立果，不敢得罪他。但他又只想在背后在他们几个人(指林立果一伙人)面前吹他。
你想，如果吴法宪真的什么都听林立果的，林立果要他吹小白书，何必还要找叶群去压他?
林立果自己直接对他讲不就行了?林立果和叶群身份还是不一样，她是林彪的老婆，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林立果是什么?
吴是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讲，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嘛，可以调动一切嘛。
吴这个人平时容易讲过头话，说话不严密，没准头。
这是他为了讨好林立果讲的。这下就被林立果、周宇驰抓住了，周宇驰就拿到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去传达。
那次会议是王辉球(注：当时的空军政委)主持的，我在场。
我不是常委，但王辉球讲过，我对军事干部熟悉，讨论军事干部问题要我参加。
司办一处处长刘沛丰和刘世英每次到会做记录，周宇驰是党办副主任，他也可以参加会议。
周宇驰一传达，吴法宪就觉得很被动。
会后，吴法宪说：唉呀，这是我在下面讲讲的嘛，没有要你们传达嘛。
但周宇驰对我讲：吴司令讲了，我就给他传达。我看周宇驰够坏。
问：那么，从你与林立果的接触中，你觉得林立果这个人的抱负、能力、品质、性格等等怎么样呢?
答：我一直认为林立果野心大得很。林立果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象。
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林立果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
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
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
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
林办有一个班子，里面都是秀才。
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这都可能。
但是，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
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
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你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
所以后来我和几个空军的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出的都是馊主意，帮的是倒忙。
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里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手里一下子落到二十几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
另外，有些事，在普通老百姓看起来可能是弄虚作假，在林立果的生活环境里可能习以为常。
比如，一些事情，他说去问首长，谁知他问没问?
他说是林彪讲的，谁知谁讲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那时候毛主席对江腾蛟有个批示：此人不可重用。
可林立果就给江腾蛟一个条子，说是林彪写的：好好学习，养好身体。
江腾蛟感激得不得了，说，拿什么去孝敬林副主席他老人家呢？想了半天把我养在他家的鸽子拿了两对送给林立果，让他转给林彪。
林立果回答江腾蛟说：首长很高兴，谢谢江政委。
结果有一天我去曾国华家，一看，那两对鸽子在曾国华家呢。
我养的鸽子我当然认识。
那还不是林立果叫人转送过去的。
所以我总想，林立果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问：这一点像叶群?
答：可能。
问：周宇驰对林立果影响大吗?
答：周宇驰原来是一航校的宣传科长。姚克佑把他弄来给刘亚楼当秘书。
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走了。
刘亚楼死后周宇驰又回空军，在党办。
党办那些人都保刘亚楼，他不保能有他立身之地？后来在党办当副主任。
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尤其后来讲话口气大得很。因为他跟林立果关系最好，大家都高看他一头。江腾蛟、王飞对他都很恭敬的。但我对他印象不好。
那时我老婆在上海，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
我老婆告诉我，周宇驰讲，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
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
我听了很反感。这是什么?
不是投机吗?不是愚弄人吗?
我那时就跟我老婆讲周宇驰是个奴才，还要把下面人训练成奴才，我看那是帮倒忙么!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法宪、周宇驰。
周宇驰是吴法宪指定跟着林立果，帮助林立果工作的。
林立果才二十几岁，空军那么大摊子，他哪懂?
林立果到哪去，也不能配司机，周宇驰就自己学开车，后来又学开飞机。
周宇驰这个人，背后说吴胖子无能，可当吴法宪、陈绥圻的面又都是毕恭毕敬，我那时就想，这不是作假么?
我总觉得这个人献媚。
到了后期，离九一三不远了，我曾对周宇驰说过：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
周宇驰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我想他们后期是不是也有些矛盾?
鲁珉的讲述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认识林立果的一种参考。
说起来，林立果1945年生，和我们所有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人一样，从小接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接受严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
我们这代人有我们的局限，比如过分追求理想，某些见解偏于保守，从记事起经历的政治风云太多，看问题政治色彩偏重，等等。
但是，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比较有理想，比较讲公德，做事有一定之规。
想来林立果本来也应在此列，加之他又是林彪的儿子，在那个时代可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后代啊，按常理推论很难设想他会变成一个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分子?
但林立果确实非常极端地要杀掉毛主席。
毛泽东的晚年是犯有严重的错误，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是一种动乱和倒退。
但他老人家却一意孤行，逆历史和民心而动，非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不可，谈起这一段，即使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内心也常常是不平静的。
可是，要知道，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造就的，随着新中国的日益成长，这位新中国之父一方面在思想上日益向左倾斜，另一方面在形象上又日益不代表他自己，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
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无论如何，象征是不可轻易毁掉的，就像绵延于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长城破旧了只能修复，却绝不可炸掉。
这或许就是叶帅当年一再说到“投鼠忌器”的深刻含义吧?
但林立果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灭亡的根本原因。
林彪对儿子寄予厚望，这本来无可厚非。
东方人的家庭观念远比西方人重得多，儿孙总是父母的精神慰藉。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对于东方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子承父业，青胜于蓝，这对于东方人更是无上光荣的事。
尼赫鲁成功地培养了他的女儿英甘地，使她成为国大党领袖、印度总理。
英甘地被刺杀了，这一悲剧大大加重了她儿子拉甘地的政治数量级，使他成为新一任总理。
你说这是封建也好，是落后也好，反正东方人要逃出这种思维窠臼至少还需要若干年。
林彪的问题似乎在于，他培养儿子的途径是完全错误的。
他自己从见习排长走上来，他的儿子却从一个北大物理系学生一跃而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凭哪一条？
何况这个副部长的头衔还是虚设，林立果更重要的使命是直接参与林彪本人的政治活动。
从张云生的回忆看，至少从1967年3月起，林彪就让林立果试着为他的讲话拉条子，并听取林立果的一些看法了。
渐渐地，林立果对林彪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多，九届二中全会他也上了庐山，九一三更是他在直接行动。林立果没有社会经验，却过多过早地接触了社会最高层的政治内幕，中国当时处在与世界隔绝之中，林立果却大量地看阅了国外画报、资料、电影、录像，他的纯情和理想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一下子击碎了，思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林立果年轻，自然需要师傅，周宇驰扮演了这个角色。
周宇驰恰好是个又善于当奴才又善于当主子的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他曾是刘亚楼的秘书，却因处理什么文件时踢皮球被刘亚楼讥为运动健将，贬到部队。
但据说刘亚楼病重时，周宇驰不但不怨恨老首长，反而常设法表示问候，刘亚楼去世后他又回到空军机关，并在罢官夺权中成为保皇派。
但周宇驰很聪明，他写文章曰：《敢保敢革》，后来通过关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红尖兵。
此文大胆地为“保”正名，得到叶群的赏识，也引起林彪的注意。
这或许就是他得以当师傅的一个原因?
周字驰权力欲极强，走到林立果身边后正好狐假虎威，林立果在他的辅佐下当然吸取了他的一些思想。
例如那本表现林立果具有“超天才水平的小白书”，就有周宇驰的劳动。
据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林彪，有时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
有一个人正在为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
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不是林彪，身后没有战功，手中没有军队，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小集团——极少数思想、意趣、情绪相投的人成天在一起谈论政治，渐渐形成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571工程”纪要》。
尽管这个《纪要》就连有的被认定是“小舰队”核心人物的人都没看见过，但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
要说《“571工程”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
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
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联想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但林立果小集团的真正知情者比十二月党人可少得多。
说白了只有六、七个人，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呢?
纵观以上种种，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初期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这对于“八大”的反个人崇拜已是历史的倒退，已经铸成大错；
他又组建了军委办事组这样的嫡系班子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还不算，他还允许老婆儿子参政，造成林彪王朝的政治形象——这些思想上、组织上的表演都体现了林彪总体素质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中的封建遗毒。
这样，林彪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政治家，即便他有些主张是正确的，他自身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呼唤出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林彪从当上接班人的第一天起，其日后的可悲下场也就注定了。
这也九一三事件的深刻原因所在。
延伸阅读：
王洪文发迹后
作者：徐庆全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有许多事情，是民主与法制逐步走向健全的今天所无法理解的。
小的说不过来，不去说他，荤荤大者也只能挑一件两件来说。
从一个造反派头头摇身一变、跻身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王洪文，陡然发迹后的事，就很值得说一说。
王洪文的权力欲
1967年，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的“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
按常理来说，平步青云获得领导权的人，大致有这样两种心态：一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做事，以回报历史机遇的恩赐；二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心态，一朝权在手，不但便把令来行，而且权力的欲望无止境，生活奢侈腐化的欲望无止境。
从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王洪文大致属于后者。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
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在这个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
从一个小小的造反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
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毛泽东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在投入这个帮派。
“四人帮”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然是副主席，但是，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花天酒地地“调研”去了。
在此期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顿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又触怒了一直维护“文革”的毛泽东，使他对邓小平又失去了信任感。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觉得获得权力的机会又来，匆匆赶回北京，又和另外三人结合在一起，密谋向邓小平“反击”。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王洪文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
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
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
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
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式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从后来披露的讲话内容来看，王洪文的口气的确“都是全面性”的。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
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
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他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
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
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四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窜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10月6日，王洪文觊觎权力的欲望终于画上了句号：“四人帮”覆灭了!
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从掌握了上海的权力直至飞黄腾达到中央，王洪文的生活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了。
王洪文生性不喜欢读书，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产物，自然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思考治理国家的大事。
这样，王洪文的那点心思，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乐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时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
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
在北京，他将上海餐厅的厨师调到来，以满足自己吃的欲望。
在回到“基地”上海“调研”期间，王洪文把吃的这一嗜好发挥到了极致，
“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
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
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
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
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
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
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
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不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发迹时的造反派小兄弟们经常吃。
在上海，他三个多月就宴请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
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来，王洪文还是吃。
在北京四届人大期间，为了招待上海代表团的一些亲信，王洪文在钓鱼台摆了两次宴席。
第一次是吃中国菜。为了准备，王下令将上海著名的“莫有财”菜馆的厨师接到北京。
第二次专吃法国菜。王洪文特意将锦江饭店的老师傅接到钓鱼台，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专门从上海运来的。宴会的风格完全仿照国家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规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种排场，使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大开了“眼界”，成为以后炫耀的谈资。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
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
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
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
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这些花样玩腻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枪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备部队去“发射火箭炮”。
这种炮是在国防上没有使用过的武器，一发炮弹造价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瘾，竟然“一下发射了十二发”。
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冲锋枪。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乐的好地方。
僻静的中南海，群鸟聚集，王洪文玩兴大增。
在毛泽东重病期间，王洪文担负在中南海值班看护的重责，但竟然将汽步枪带来打鸟取乐。
打完鸟就游泳，或者钓鱼，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将身负的重责弃之脑后。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
这一点上，王洪文也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在后来披露的材料中写道：
他(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贤，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
王洪文到北京后，上海就成为他攫取的东西的基地。在他的家里，“有(上海)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参色胶卷等，有到上海订做的料子服，有从上海取去的猎枪”等等，应有尽有。自然，还有上供来的钞票。
王洪文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甚至连他的亲信徐景贤都看不过去。
在对王进行了几次劝说无效后，徐在1975年3月10日写信向张春桥、姚文元反映。
此时，王洪文仍在飞黄腾达之时，徐景贤忍不住写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费的程度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