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們活在資源豐富卻因此帶來破壞性的年代，很大原因得歸功於我們父母與祖父母用心良苦。在大蕭條和一次大戰期間長大的偉大世代，想要確保孩子不像自己一樣吃苦或錯過青春年華，這是好事。所有父母都希望孩子能避開自己吃的苦，這就是嬰兒潮世代的成長過程，他們相信這些東西不該被剝奪，這種哲學正常且合理。但如果把這個世代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納入考量，這個哲學似乎有點被扭曲。當你看到他們童年時期不斷成長的財富，加上1970年代（有充分理由）對政府的犬儒態度，接著是經濟繁榮的1980與1990年代，我們就能輕易看到嬰兒潮世代如何贏得「我世代」的名聲。「我」永遠在「我們」之前。
把想法和財富分享前先保護起來已經是現代標準。紐澤西州一位會計師告訴我，他看到老客戶跟年輕客戶間的明顯區別。「我的老客戶希望在稅法規定下公平地繳稅，」他解釋，「他們願意直接支付積欠的稅。年輕客戶則花許多時間尋找稅法每個可以利用的漏洞和枝微末節，好將自己的責任降到最低。」
當嬰兒潮世代開始有孩子，他們教育孩子要對掌權者抱持質疑態度。「如果人們不願意補償你，你就不要讓別人從你這裡得到東西，」這是他們的思維，「不要讓任何事情阻礙你得到想要的東西。」再一次，如果今天的情況與1960、1970年代一樣，這樣的想法很合理，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對嬰兒潮世代的孩子來說，一些好的想法就這樣被扭曲。
X世代與Y世代被教導相信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成長在網路興起前的X世代對這個教誨的詮釋是你得埋頭苦幹。被忽視與遺忘的X世代並沒有真正反抗過，或在年輕時堅持什麼主張。是的，冷戰還沒結束，但與1960、1970年代的冷戰相比，情勢已經和緩。X世代在學校沒有核子攻擊演習，成長在1980年代的生活很美好，接著1990年代與千禧年甚至經歷繁榮。網路公司、電子商務、電子郵件、線上交友、網購免運費。不用等，現在就可以得到它！
Y世代有著權利意識。許多雇主抱怨新進基層員工常要求很多。但身為觀察家，我不相信這是權利意識。這個世代的人想要努力工作，也願意努力工作。我認為這其實是急躁。這種急躁受兩件事推動：首先以為可以很快得到成功、金錢或幸福。儘管我們可以很快得到資訊與書籍，但事業與成就感並不行。
第二個要素更讓人不安。這是內部獎勵機制出現短路的結果。在Y世代成長的世界，大規模是常態，金錢比服務其他人更有價值，而科技用來管理人際關係。他們成長的經濟體制優先考慮數字而不是人。這樣的體制被盲目接受，彷彿向來都是如此。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來克服或降低他們生活中的抽象狀態，假以時日，他們可能會是父執輩欲求過度下的最大輸家。因為Y世代在這樣的世界成長，更容易被這種短路影響，沒有人能免疫。
假多工，真分心
想像你在35,000英尺高空的飛機上，以525英里的時速從紐約飛到西雅圖。航程平穩，沒有亂流。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機長預測整個航程會非常平順。機長與副駕駛都是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具備多年飛行經驗，班機也配備最現代的航空電子設備和預警系統。根據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要求，兩名飛行員每年都會在航空公司的模擬飛行器進行好幾次訓練，練習處理各種突發事件。在100英里之外，10年資歷的飛航管制員正坐在一棟沒有窗戶大樓裡的黑暗房間，盯著儀器監控管制區的空中交通，你的航班目前正在他的管制區。
現在想像一下，控制員旁邊有手機。值班不可以打電話，但可以收發簡訊、查看電子郵件。想想他可以把座標傳給某個航班，檢查電子郵件，然後發座標給另一個航班，再檢查他的電話。這很公平吧。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會不放心，我們寧可飛航管制員在休息時間檢查電子郵件、發送簡訊。如果完全禁止上網跟使用手機，我們會覺得放心許多。只有當生命出現危險的時候，我們才會看到這個例子很嚴重。因此，如果我們把攸關生死這段拿掉，為何我們會認為我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檢查手機，寫一段文章、發送簡訊、再寫一段、再發一則簡訊，這樣卻不會讓我們失去注意力？
Y世代認為，因為他們跟著所有技術成長，他們可以「多工」（multitasking）。我卻要大膽地說，他們的多工並沒有更好。他們分心的表現比較好。
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isty）一項研究指出，2000到2010年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兒童和青少年數量激增66％。為什麼這10年前額葉功能障礙（frontal lobedysfunction）的症狀突然激增？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定義是經常有「集中注意力、控制衝動行為的問題（可能不考慮後果就採取行動），或是有過於旺盛的活動力。」我認為這並不單純只是這個世代比前個世代有更多患者，雖然這可能是真的；也不是因為讓孩子接受測試的家長增多，雖然這也有可能是真的。當然，雖然有很多真正的案例，但人數突然飆升也可能是是單純的誤診。但我相信這是因為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染上分心的癮頭。整個世代染上由簡訊、電子郵件與網路活動造成的多巴胺癮。
我們知道有時大腦會連線錯誤，激發錯誤的行為。青少年時期嚐過酒精釋放出多巴胺和血清素甜頭的人，可能會受到制約，將酒精視為抑制情感痛苦的良藥，而不去尋求其他人支持。在往後的人生階段，酗酒症狀就會出現。同樣地，手機鈴聲、震動或閃光都會釋放出讓我們感覺舒服的多巴胺，讓我們有欲望與動機重複進行可以產生相同感覺的行為。即使我們正做著某件事，因為查看手機會覺得很舒服，所以不願等15分鐘先完成手邊的工作。 一旦上癮後，渴求就愈難被滿足。開車時聽到手機的叮咚聲，我們必須馬上檢查簡訊。桌上的手機在工作時震動，我們會打破專心狀態，一定要看一下手機。如果嬰兒潮世代因為完成「更多」與「更大」的目標得到多巴胺，那Y世代是從符合「更快」或「現在」的東西那裡得到多巴胺。香菸出局，社群媒體上場，這是21世紀的藥物。
就像酗酒或吸毒，這種新疾病讓年輕一代變得急躁，這情況還算好，更糟的狀況是他們覺得比前個世代更加寂寞和孤立。就像酒精取代信任關係成為青少年應對挑戰的機制，結果讓他們在成年後酗酒一樣，我們從社群媒體得到正面肯定，虛擬關係取代真實的信任關係，變成我們應對挑戰的機制。
想得到，卻不願投入更多
副作用是這個世代的人比前個世代的人更努力找尋快樂和成就感。雖然他們也想把事情做好，但他們的急躁意味著很少人會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在一件事上，直到看到成效出現，產生成就感。在寫這本書時，我不斷遇到驚喜、奇妙、聰明、企圖心旺盛，並樂觀的Y世代成員，他們不是對初入社會的基層工作幻滅，就是想要離職換新工作，以便「影響這個世界」，可是卻沒有付出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
這就像站在山腳仰望登上山頂的感覺與成就感。找出更快的方法來衡量這座山並沒有錯，如果他們想要搭直升機或發明一個登山機器可以更快攻頂，那就祝福他們吧！然而，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座山。
這個「看到目標就要得到」的世代知道所處的位置與想要抵達的目的地，然而他們似乎無法理解這趟旅途是非常耗時的旅程。他們得知需要時間才能成功時難免會倉皇失措。他們很樂意在短時間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工作，但付出承諾與膽量卻很難。精力原本投入在少數的事情，現在似乎已經分散到許多事情上。
Y世代回應許多社會議題的方式印證這種趨勢。他們與友人分享柯尼（Kony）的短片（編註：2012年有上萬名網友觀看指控烏干達戰犯科尼的影片，並支持逮捕柯尼）。很多人在網路上放上連帽T恤照片來支持崔馮．馬丁（Trayvon Martin）（編註：2012年佛羅里達州的非裔青少年馬丁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社區守護員槍殺，引發全美反種族歧視抗議）。他們用簡訊捐款給海嘯救援組織。社會瀰漫強烈的興奮感，要做好事、幫助別人，以及支持別人。然而，在多巴胺大量分泌下，注意力轉移到下一個目標。在沒有投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下，這個安於抽象狀態的世代卻把真正的承諾與象徵姿態搞混。
手錶品牌「1：Face」提供想做善事的時尚年輕人一個不用做什麼事就可以行善的機會。消費者可以購買不同顏色的手錶，資助不同的公益目標。例如，白色表示杜絕飢餓，粉紅色則代表杜絕乳癌。「1：Face」網站指出，賣錶的獲利會捐給相關的慈善機構，但他們並沒有明確說出比例。問題在於，如果問戴手錶的人他們在做什麼好事，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他們正在協助「提高公益認知」，這就是Y世代的做事態度。
提高認知或「促進討論」已經太多，讓我們沒有注意到空談並不會解決問題，只有真正投注時間和精力才行。為了合理化提高認知的活動，有人提到可以對其他人施加壓力來採取行動，但這樣的說法只會更加支持我的論點：我們似乎不太願意提供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做該做的事情，反而堅持其他人為我們做事。這也暴露出網路的局限。網路這個驚人的資訊傳播載具可以讓人意識到其他人的困境；但在緩解這個困境的能力卻相當有限。其他人的困境不是科技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只有人類才可以解決人的問題。 就像金錢取代時間和精力的付出，現在讓人們不必實際做任何事就能行善的品牌也取代實際行善的行動，但這都無法滿足人類真正努力工作來幫助其他人的需求，也無法滿足血清素或催產素所需的犧牲標準。多巴胺讓我們得到即時滿足，最好狀況也不過如此。這意味以個人狀況來看，我們雖然對不同善舉不斷「付出」，卻不能感受到任何歸屬感或可以持久的成就感。然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寂寞與孤立可能會導致危險的反社會行為。
危險的場景
感到失望和幻滅的嬰兒潮世代，自殺人數比以往都高。根據疾病控制中心2013年的研究，嬰兒潮世代的自殺率在過去10年上升近30％，自殺已經成為這個年齡層主要的死亡原因，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自殺人數增加最多的年齡是50多歲男性，暴增50%。愈來愈多嬰兒潮世代死於自殺，而不是車禍。
除非我們做些什麼，否則狀況可能會變得更糟。問題是，在未來20到30年，目前最年輕的世代將接手管理政府和企業，這些人成長時把臉書、藥癮與網路團體當成主要的因應挑戰機制，而不是依靠真正的支持團體，依靠友誼和愛的生物連結。我預計我們會看到憂鬱症、藥物濫用、自殺，以及其他反社會行為逐漸增加。 1960年只有1件重大校園槍擊案，到了1980年代有27件，1990年代則有58件，2000到2012年間有102件。這個數字很嚇人，50多年來成長超過100倍。在2000年後發生的所有槍擊事件中，超過70%的兇手出生在1980年後，很多人只有14、15歲而已，真讓人不安。雖然有些人被診斷出有精神障礙，但他們全都感覺孤獨，覺得自己是異類，跟學校、社區或家庭也都非常疏離。幾乎每個案例的年輕兇手本身就是霸凌的受害者，或因為社交技能拙劣或家庭問題受到排擠。
生病的瞪羚會被推到羚群邊緣，被推出安全圈外，所以獅子會獵殺比較虛弱的瞪羚、而不是比較強壯的瞪羚。我們原始的哺乳動物大腦讓我們得出相同的結論。當我們感覺處在安全圈外面時，沒有歸屬感，也不覺得受到關愛，因而覺得失去控制、被人遺棄，只能等死。當我們覺得被孤立時，我們就變得絕望。
虛擬關係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事實上可能使情況變得更糟。花太多時間在臉書上的人經常會覺得沮喪，因為他們會比較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認知。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會心理學家在2013年進行一項研究，他們花兩週追蹤82位年輕成人的臉書用戶。在研究開始時請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評分。然後研究人員每隔2小時跟受訪者聯絡，請它們察看對自己的感覺，以及他們花多少時間在臉書上，1天5次。兩週結束時，在臉書上花的時間最多的人，對生活的滿意度最低。「跟增進幸福剛好相反……」，這份研究的結論提到，「對年輕成年人來說，在臉書上互動反而會破壞幸福，與預測相反。」
這就是我們的處境。「我世代」上了績效的癮，拆除保護我們免受企業虐待和股市崩盤的控管機制。「分心世代」活在抽象世界，認為自己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問題，但更可能是迷上社群媒體與手機，對多巴胺上了癮。我們似乎跌入深淵，我們該怎麼辦？
好消息是，希望還是在自己手上。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最後吃，才是真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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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最後吃，才是真領導
作者：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
譯者：顏和正
出版：天下雜誌
出版時間：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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