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各界人士包括國際特赦組織，譴責警方對被捕人士施以酷刑，警方反過來呼籲受害人主動報案和投訴。近月又出現一宗宗「死因沒有可疑」的「自殺案」，更令人不寒而慄。要查證每一件酷刑案以至命案，需要大量醫學知識；但看似客觀的醫學判斷，其實是權力爭逐的平台。土耳其法醫的故事告訴我們，不要把醫學專業變成政權暴行的遮醜布。
土耳其社會學家 Basak Can，曾在學術期刊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撰文，講述 80 年代以來，土耳其政府如何利用醫學專業，掩飾酷刑事實，一些有良心的醫生又如何在制度以外抗衡，力求還原真相。
二戰後的土耳其，即使經歷民主化改革，仍一直有酷刑紀錄。在 20 世紀，土耳其先後經歷多次軍事政變，其中一次是在 1980 年代。政變過後，土耳其過渡向文人政府，經濟自由化，1982 年憲法讓國家走向世俗主義的路，務求與西方世界接軌。可是自由化的同時，土耳其政府依舊以槍炮和酷刑恫嚇社運人士和庫爾德分離分子。
1980 年軍事政變後的過渡期，土耳其一邊標榜文明、開放、法治，另一邊卻把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囚禁和折磨，一些人最終被折磨至死。1985 年國際特赦組織便發表報告，指責土耳其有系統迫害異見人士。土耳其政府透過一系列的法律和官僚機制，以「法治」之名，否定或者遮掩暴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機構是 Adli Tıp Kurumu（簡稱 ATK），是土耳其最高級別的法證部門，負責為法庭提供專業醫學報告，例如就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進行法證檢查。ATK 於土耳其政變後兩年成形，以專業之名，有系統地幫助土耳其政府否定酷刑指控。
Basak Can 提到一位名叫 Dr. Umut 的法醫，Dr. Umut 曾在 80 年代於 ATK 進行實習，他回憶當時經歷，指出 ATK 最高明而且令人心寒的，是他們一直保持的「專業形象」，從科學角度而言，ATK 準備的報告都精準無誤，沒有捏造事實，也沒有故意刪減如何細節。可是，ATK 一直著力培養從業人員的「科學中立」原則，要求他們不偏不倚、科學地陳述真相。在報告中，法醫會描繪傷勢的形狀和嚴重度，但他卻不能也不應作出任何推敲，例如傷勢如何造成。他們被告知只能紀錄確切見到的「真相」，其他事情是律師和檢控人員的工作。Dr. Umut 就稱呼這種狀態為科學盲點（Scientific Blindness），這種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地令法醫避免追查真相。
然而，整個土耳其的自由化過程，也令公民社會有更多反抗空間，社會亦更關注酷刑問題。1986 年，土耳其人權協會（Human Right Association）成立，尤其關注在囚人士的人權情況，Dr. Umut 便是他們其中一個醫學專家。他們的醫學團隊與一班學者在 1990 年成立另一個組織土耳其人權基金（Human Rights Foundation of Turkey），嘗試打破科學盲點，採用一種倫理導向的客觀調查（Ethically Motivated Objectivist Inquiry）。法醫會考慮環境因素，如死者生前所在的環境，又或者酷刑生還者的供詞，作出假設，再拼湊不同科學證據，例如骨骼閃爍掃描（Bone Scintigraphy），以醫學知識核實假設，紀錄酷刑真相。這班醫生不單提供醫療支援，也提供重要的證詞，指控政府暴行。土耳其人權基金後來把他們的經驗，協助制定了「伊斯坦堡宣言」（Istanbul Protocol），成為全球人權工作者和醫生處理酷刑時的重要指引。
Basak Can 執筆之時，還未爆發 2016 年的軍事政變，近年土耳其人權狀況再次倒退，大量律師和專業人士被捕，土耳其再次成為反極權鬥爭的重要戰線，醫學專業也會是關鍵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