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丈夫、小孩，什麼都沒有……「女力抬頭」下的女性困境｜飯島裕子／獨評讀好書

「我一直覺得自己比一般人還努力，但一回神，身邊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業、丈夫和小孩了，可能是我的努力還不足，但一想到這種狀況就非常難過。」

出身四國鄉下的川口澄子（42歲）過去一直都是優等生、好孩子。她進入縣內偏差值最高的高中，應屆考上關西圈裡高難度的私立大學。由於父親已經過世，家裡經濟並不寬裕，澄子一邊打工賺取住宿費，一邊擔任橄欖球社的經理。

「雖我上了大學才知道，世上原來有努力也沒用的事，以及女生是用長相和身材來評價的事。可愛漂亮的女生只要待在那裡就會被奉承疼愛。高中之前，我一直以為『人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晚了很久才發現世上並非那麼單純。」

之後，澄子進入與大型旅行社相關的公關活動公司任職。那是不論男女只錄取儲備幹部，無關性別都能發揮所長的職場。

「假日經常要上班，工作到晚上9點也很正常，就算是新人也會被分配到重要的工作，相對的壓力也很大。不過，我因為精神比較脆弱，曾經在重要的活動前身體出狀況。前輩的責罵很難堪，因為心理壓力還長了蕁麻疹。」

結果，澄子在那間公司工作3後辭職。據說一辭職，身體的問題馬上就解決了。澄子再次找新工作，沒多久便得到在大學任職的機會，做的是與來日的外國研究者和留學生相關的工作。

「工作的內容很吸引人。不過有個問題，就是這個職位並非正職，而是3年一聘。當時，非正規工作不像現在被視為問題，我帶著3年後再找下一份工作就可以的輕鬆心情去應徵了。」

3年合約到期後，澄子又成了另外一所大學的約聘職員，簽了5年合約擔任教授秘書。合約結束後，澄子又到其他大學待了5年……就這樣經歷了多所大學的約聘。「一回神，發現已經過了十年多了。雖然每次合約結束我都有找機會想轉正職工作，但一考量到工作時間等等條件就猶豫了，漸漸無法脫離大學這個『舒適圈』……」

現在的工作結束後，假設澄子又得到了別所大學的約聘職員工作，就算這樣，3、5年後還是得再找工作才行。45歲、50歲……當年齡繼續增長，最後還會有地方雇用自己嗎？澄子被無止境的不安包圍。

「既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沒有家庭……沒有一個能對未來放心的東西，這種狀況非常痛苦。念書時期的朋友都結婚了在養小孩，他們光是這樣就已經費盡力氣，這種狀態下就算找對方商量：『我最近可能會丟工作。』我想他們也會很傷腦筋。雖然也有些常見面的朋友，但感覺大家就像另一個世界裡的人……」

澄子說，接近40歲時起，她便開始對自己沒有結婚、沒有生孩子這件事有近似自卑的情緒。最近，研究室有場歡送會，與澄子同世代的女性研究員要到國外留學，為此舉辦送別會。預計留學的女研究員恰巧和澄子同一所大學畢業。

「對方雖然要養兩個小孩卻依然追求事業的姿態充滿力量，同樣身為女性，我也非常尊敬她。一方面懷疑是不是自己努力不足，一方面又為自己和她之間會有這麼大的差距而感到丟臉。雖然知道人比人氣死人，但還是會忍不住比較。……自從迎接40歲以後，我就開始覺得自己應該沒辦法讓母親看見孫子了。心想，孫子沒辦法的話，好歹工作要穩定，讓她安心，但這件事也不順利。我以前覺得工作、結婚、生子都是一般能辦到的事，沒想到『一般』竟這麼難……」

女性活躍推動的光與影

安倍政權提出「推動女性活躍」為安倍經濟學成長戰略的支柱，在日本不斷少子高齡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背景下，希望藉由活用過去沒有充分利用的女性勞動力，提升就業率以維持經濟。

均等法制定後，政府實施了多項支援職業女性的法律，另一方面，「勞工派遣法」每次修正都擴大了業務涵蓋範圍，2015年修正施行為同一業務可以無限期使用派遣工。如同胡蘿蔔與鞭子一樣的法律，令「備受期待發揮能力的女性」與「拋棄式的女性」之間的分裂不斷擴大。2015年，與派遣法修正同年，政府制定了「女性活躍促進法」，對員工301人以上的大企業、國家和地方政府機關課予義務，必須制定並公開包含女性起用相關目標數字的行動計畫。積極規劃的企業可以獲得厚生勞動大臣的認可，於其商品貼上認可標籤。

企業可以從女性錄取率、平均工作年資的男女差異、平均一個月的加班時數等14條項目中選擇公開的內容。然而，雖然其中也有「女性勞動者占總派遣勞動者比率」這種項目，但大部分都只是與正職雇用和管理職女性有關的條目。此外，員工3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則停留在不受法律管束的努力義務範圍內。

因為這些原因，女性活躍促進法實際上的對象只侷限於極少數的女性菁英，忽略了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女性和占女性勞動力6成的非典型雇用職的女性。

接著，政府更揭櫫了2020年以前要將女性領導者的比例提高到30％左右的目標數字。對社會有影響力的女性增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而，若是促進女性活躍的行動只有推動部分女性菁英的活躍，對許多貧窮和不穩定雇用關係的女性狀況沒有任何改變的話，就太過不公平了。

過去以自由插畫家身分工作的田中玲子（39歲），自美術類短大畢業後，於大企業從事行政職，之後活用擅長的插畫，以插畫家兼美術設計之姿獨立。收入雖然不多，但案件量維持一個人生活綽綽有餘。然而，大約這5年內工作減少，收入銳減，淪為連年金保險費和房租都無法順利繳納的狀態。因此，她決定註冊派遣公司工作。

玲子被分派到的地方是以女性員工發展著稱的大企業。她的工作是協助育有3歲小孩、與自己同年的正職女員工。由於該公司接受員工子女年幼時可以「短時工作」，育兒中的女性下午4點就會回家。玲子在協助對象回家後也繼續工作、加班，大約在晚上8點左右離開公司，忙碌的時候也曾工作到晚上10點、11點。儘管如此，派遣身分的玲子所得到的薪資終究還是不及正職員工的女性。

「我的部門內有好幾個在帶小孩的女性，讓我覺得『能兼顧工作和家庭好厲害喔』。可是，雖然我也不是放棄了工作、家庭、小孩，但有時候還是會沮喪地想，為什麼自己和她們的處境會差這麼多。」玲子說。

生育且繼續工作的女性們

均等法制定後30年，長年維持在大約10％的女性儲備幹部（僅統計有分類招募的企業）人數持續遞增，2014年社會新鮮人中，女性儲備幹部者的比例達到22.2％。

這期間最大的變化，在於制度上打開了能夠同時兼顧「事業」和「小孩」的道路，而非過去只能在「事業」與「小孩」中二選一。實際上，一邊育兒一邊在前線工作的女性也在增加。

日本的「育嬰假法」雖然於1991年成立，但人們能夠理所當然取得育嬰假，是在2001年「修正育嬰、看護休假法」後的事吧。制定後經過數次修正，於2010年施行的「育嬰、看護休假法」中，將子女未滿3歲的勞動者短時工作制度（一天原則上工作6小時）與免除加班變成企業義務，並增添了促進父親請育嬰假等政策。

1996年，女性請育嬰假的比例為49.1％，其後持續攀升，在全球金融海嘯的2008年達到了90.6％。另一方面，懷孕、產後離職的人數比例則超過了6成，可以看出一邊育兒一邊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順帶一提，要說為何請育嬰假的比例與懷孕、產後的離職率產生數字上的矛盾的話，可能是有許多非典型雇用職無法請育嬰假，以及請育嬰假後離職的女性的關係。

當然，在均等法成立前就有能兼顧事業與小孩的女性，但那僅限於特別優秀的「職場女強人」。即使是均等法施行後焦點集中在年輕職業女性的泡沫經濟期，協助育兒的社會制度仍然不完善，大部分的女性不得不面臨「二選一」的抉擇考驗。

在均等法施行的1986年踏入社會的衿野未矢，於《「不生小孩」的選擇》（講談社，2011年）一書中，描述了這段期間的變化：

過去女性雜誌裡介紹的成功故事，主角的單身獨立職業女性，就算結婚了也會繼續工作，雙薪沒有小孩的頂客族（DINKS'double income no kids）被視為理想⋯⋯然而曾幾何時，潮流改變了。現在登上成功故事裡的，是兼顧事業與小孩的女性。拓展連鎖餐飲店的女企業家、中央部會的高級官僚⋯⋯厲聲激勵外國男部下的女主管說：「週末最大的樂趣是陪小孩。」

託女前輩們的努力與各式各樣協助兼顧育兒與事業的政策之福，我們可以說，日本表面上打造了能夠同時選擇「事業」與「小孩」的道路了吧。

然而，在生產後也持續工作的女性人數增加的同時，年輕女性的非典型雇用率則持續攀升。就像澄子所言的，能夠兼顧工作與育兒的同世代女性，與別說結婚生子了，連份穩定工作都找不到的自己──看似讓女性得以持續工作的法律和制度越是完備，自責的念頭和壓抑感便越強烈，直感覺自己是「落後的人」。

當然，同時工作與生養小孩並不容易。但是育兒中的女性與單身女性所懷抱的煩惱並不相同，雙方幾乎沒有彼此見面、共同商量煩惱的機會吧？未婚／已婚、是否有小孩、全職主婦還是職業女性等等，女性之間的人際關係很輕易便會因為微妙的立場不同而隔絕。在看不到對方狀況時，很容易覺得「為什麼只有我這樣」。

不存在的一群人

單身無職或是從事非正規職者，不只沒有「血緣」、「社緣」，也容易和「地緣」分離。如今，在大家本來就覺得不存在「地緣」的社會裡，育兒是將地方人群連結起來的大好機會，也有不少人是透過育兒社團、幼稚園、小學等群體進入了地方上封閉的人際連結中。然而，單身者若不主動積極，努力和地方締結關係的話，就會被「地緣關係」切割。

在社會中感覺「沒有歸屬感」、「沒有容身之處」應該不只是單身女子自己的問題吧？

例如，我們的國家與地方機關為女性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協助：育兒協助講座、家暴女性的諮詢窗口與諮商、單親媽媽的求職協助、幫助育兒告一段落的女性二次就業等等，卻幾乎沒有舉辦過鎖定單身女性的講座。因為單身女性面臨的煩惱如貧窮、孤獨等不容易被看見，政府沒有察覺「協助」的必要。

此外，如同前文提到的部落格，即使不容易直接見面，間接也好，人們透過與相同立場的人連結，也能獲得鼓勵與類似「歸屬感」的感覺。雜誌或許是最適合這麼做的一種工具吧？然而，調查後發現，市場上幾乎沒有以35歲以上的單身女性為目標客群的雜誌。

女性雜誌根據精細的年齡設定和可支配所得、家庭結構等等要素將讀者分類。由於許多雜誌沒有廣告收入便無法生存，因此只要看廣告，便能清楚知道該雜誌以何種族群為讀者。企業廣告商與發行媒體「無視」所得低微、年近40的單身女性，也是理所當然的發展吧。

設定20歲左右的讀者為「單身」而製作的女性雜誌，在客群目標變成30歲後，讀者想像便會變成「已婚、有小孩」。同樣是給已婚女性看的內容，還會再進一步劃分為是「全職主婦」、「雙薪家庭」、「高所得」族群。

2013年，專門給年近40歲單身女性閱讀的雜誌《DRESS》創刊了，但這本雜誌的目標讀者是身穿名牌、事業成功、高所得的職業女性。對工作與收入都不穩定的單身女性而言，當然是另外一個世界。雖然不知道《DRESS》目標的上流單身女性有多少人，但該雜誌於2015年底休刊。

往上推擠的壓力

前立正大學教授金井淑子指出：「在女女差距擴大中，心理生病的女性正在增加。」

2000年以後，雇用非正規化急速發展，年輕人的雇用環境不斷惡化，影響最為顯著的便是年輕男性。「過去身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保證會獲得雇用與薪資的男性，因雇用環境的惡化不斷被往下推擠。相對於加諸在男性身上的『向下排擠壓力』，女性身上則出現了與之完全相反的『往上推擠壓力』。」

過去，女性從事行政職或打工等輔助男性的工作，立場低落，如今，她們周遭因為各式各樣促進女性活躍的政策刮起了一陣向上推擠的「順風」。然而，金井淑子提到，這股「順風」並非公平地吹向每一位女性。

「『順風』主要吹向的是高學歷女性，整個國家和業界都在推行將女性變成戰力的政策，如提升女主管的任職率、培育女性理科研究者等等。女性過去只能在儲備幹部或行政職中二選一，現在漸漸變得能實現包含生兒育女的『多元職涯模式』了。」

金井淑子點出，做為勞力而不停成為戰略一環的女性，也面臨了少子化對策所帶來的「生子」壓力。

「在『工作』與『生小孩』的雙重束縛中脫落的女性，會遭遇認同危機一點也不奇怪。非自願地被勞動所帶來的獨立排除在外，也無法成為一般社會觀點引導下的女性幸福模樣──當今女性各種心理徵狀的背後是獨立匱乏感與對未來沒有希望。」

2014年，東京消防廳協助因自殘行為（安眠藥等藥物、尖銳物品、上吊）緊急送醫者有4,055人，其中最多的是20至29歲的女性（696人），其次為30至39歲女性（573人），和40至49歲女性（505人）。另一方面，20至49歲的男性人數分別都在280人左右，不到女性的一半。

協助生活貧窮者的非營利組織「舫」，分析了2004至2011年間前來諮商的2,305件案例。諮商者中，女性的比例雖然只有少少的13％，但就疾病的分析來看，出現了57％的男性和42％的女性有身體上的疾病，21％的男性與52％的女性有精神上疾病的結果。

事實上，當直接面臨貧窮、孤獨、暴力、性騷擾等各式各樣問題時，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呈現心理疾病的反應。

不過，在處理心理方面問題時必須特別注意。在我訪談的女性中，有人曾因割腕大量出血，徘徊在生死邊緣；也有人抵達公司所在車站後卻沒辦法下電車，有面臨各式各樣問題的人。然而，經仔細談過後了解，割腕者是因為從小以來的貧窮以及與父親不睦，無法下電車的女性則是因為上司偏執的職場騷擾，她們的行為與這些原因緊密相關。

由於每件案例的衝擊性都非常強烈，因此更容易將焦點放在做出這些行為的女性個人身上，但職場問題的背後是雇用問題；家庭不睦的背景是貧窮與過度依賴家庭福利的社會體系問題。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因為當事人的一個精神類病名，便一腳踢開潛藏於背後的問題，歸咎是她們個人的原因，進而認為是精神脆弱的人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