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進擊的巨人》賈碧與卡雅之爭:歷史不僅承載記憶,更延續了「身份仇恨」的鎖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第70話〈虛偽之人〉及第72話〈森林中的孩子們〉,同為艾爾迪亞血統賈碧(米亞)和卡雅對於「仇恨」和「血親」的爭論,引起本人的些許思考:歷史承載著的不僅只有記憶,更延續了長久以來「身份仇恨」的鎖鏈。
文:王智霖
隨著世界聯合向帕拉迪島的宣戰佈告,《進擊的巨人》動畫也邁入更為複雜遼闊的國際政治舞台。因艾爾迪亞人在過去利用巨人之力,向世界其他民族犯下無數的暴行,後世的人們基於認同不一樣的「歷史敘事」,表現不同立場和世界觀,遂有了立場與價值的對立與衝突。
第70話〈虛偽之人〉及第72話〈森林中的孩子們〉,同為艾爾迪亞血統賈碧(米亞)和卡雅對於「仇恨」和「血親」的爭論,引起本人的些許思考:歷史承載著的不僅只有記憶,更延續了長久以來「身份仇恨」的鎖鏈。
身份認同的對立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我們會被恨成這樣?」身為平民的卡雅她從母親的死,聯想至島嶼之外滿溢的恐懼和仇恨,是基於當下深切的感受。她不理解與世無爭的「善良」艾爾迪亞民族,為什麼必須承受外界「加害者」的仇恨。她體會到隨時會被抹殺的恐懼與失去親人的仇恨。這樣看來,她與她母親都是四年前巨人蹂躪暴行下的「受害者」。
「問題就在於100年前,你們祖先犯的罪有多嚴重啊!」來自瑪雷國的艾爾迪亞人長久以來都被灌輸這麼一套歷史敘事:在島上牆內的艾爾迪亞人都殘暴邪惡,是惡魔;你們的祖先是邪惡的,所以應當乖乖服從瑪雷的統治。因帕拉迪島艾爾迪亞民族「加害者」的侵入,瑪雷城市被武力蹂躪。身為「善良」的瑪雷艾爾迪亞人的賈碧,面對艾爾迪亞人殘暴的歷史,以及夥伴和朋友的喪生,也認為自己是惡魔暴行下的「受害者」。
歷史的記憶巫術,操弄著來自同樣血統的「我」「你」和「他」。生活在島的牆內,生活在海的另一端——不同的成長環境相信著不一樣的歷史脈絡,而有著極其不同的價值判斷。對同樣遭受喪親之痛的兩位小女孩而言,她們所認同的歷史都用來定義自己的境況,以及為自己的仇恨背書。
差別在於,四年前(或滅族的「受害」)及百年(或襲擊的「受害」),竟同時面臨被欺壓的困境,卻因分屬不同的立場與身份認同,註定成為成為同樣面貌,使用相似手段的「敵人」。
歷史的記憶巫術
賈碧:只有每一位艾爾迪亞人對這份原罪都抱有正確的自覺,才能真正走上贖罪之路。
卡雅:那跟大家失去雙親有關係嗎?
賈碧:當然。就算你們再怎麼假裝良善,都不足以擺脫這深沉的原罪。
卡雅:原來在瑪雷是這樣教育你們的啊。
歷史通過編造過去的故事,提供了行為的合理性。賈碧和卡雅都訴諸於她們所認知的面相,通過相信與定義的方式,顯示自己的行為是恰當的。因此,無論是於國家還是個人,認為自己是「善」抑或「惡」,都避免不了一種由自己所屬群體的立場和處境,看待世界。
卡雅認為是世界的恨意讓帕拉迪島的艾爾迪亞人受難,用歷史來反抗滅族的命運;賈碧則時刻記得艾爾迪亞人祖先的罪惡。在她的記憶裡,自己流著惡魔的血,必須努力證明自己,維持必須做「善」艾爾迪亞人的信念,改變周遭人的偏見。同時,這段歷史記憶是「真實」的,「帕拉迪島上的惡魔」標籤正是區分「善」艾爾迪亞人和「惡」艾爾迪亞人的標準。
藉由過往的追溯,灌輸共同記憶,形塑身份認同感,從而劃分「我等」和「他者」,歷史一直是很有效的工具。現實中,這種現象隨處可見,舉凡馬來西亞「馬來人的土地」與「外來者」的劃分,或是藍紅交鋒的冷戰思維,都表現將他者是「加害者」,我等同為「受害者」的情結。
諷刺的是,「受害者」除了用歷史來反抗,也同樣借用歷史的力量來掌握權力。有了權勢以後,往往還會運用同樣的手法去讓敵人遭受同樣的命運,這就和本來眼中的「敵人」如出一轍。《進擊的巨人》中當帕拉迪島體會到自己長久以來都遭受強大帝國的欺凌,產生了「艾爾迪亞人」崛起的民族自覺,發憤圖強。最終,何嘗不也是用同樣的手法來上同樣的道路?有人說歷史就是在不斷重複著同樣的錯誤,這當是一例。
正因如此,歷史可以作為一種統治與服從的工具。當歷史的記憶巫術發揮它甜美又苦澀的魔力——既可凝聚群體,亦可分裂群體——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是否也要時刻反思,視為「敵人」的對面,是不是和自己其實是一樣的呢?
世界各國無論是畏懼,還是基於追溯歷史淵源的仇恨,將艾爾迪亞人視為惡魔。他們聯合起來,以和平大義之名,想要將在帕拉迪島上「不受控」艾爾迪亞人們趕盡殺絕——活在當下的後裔背負了民族與血統的原罪。
你只是剛好出生在瑪雷而已。
法爾可(班)感受到卡雅深切的痛苦與仇恨,深知她母親只是兩國政治與軍事戰爭的犧牲品。她母親即使是帕拉迪島的惡魔一族,是無惡無罪,錯的是複雜的歷史賬單。一聲真誠的道歉,換來卡雅的相互理解。此刻,她或許也明白,彼此之間都同樣是「受害者」的一份子;最大的不同,是隔著一片大海,以及如高聳圍牆般的隔閡。
正如卡雅「那現在活著的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的質問,過去的歷史種種是否能作為有待繳清的「賬單」?活在歷史進程與陰影下的每個「人」,又該如何面對群體的過去以及現在的問題呢?恐怕一時之間是無法說清楚的,但我們能夠盡量避免它所帶來的各種誤會與衝突,關鍵亦是藉由了解歷史。
當本該是敵對的人,若能夠放下成見,好好去知道對面的故事,理解相異的價值觀,以及深藏在歷史的各種恐懼與仇恨,是否就能夠諒解,進一步有和平相處的機會呢?這是一種美好的假設。
現實往往會在於知悉身份以及立場以後,便隨即下了道德善惡的判斷。歷史的長河的無數事例告知我們,即使過去的種種身份標籤(黑奴、黃禍、紅毛……)至今日不再顯現,還是會因應不愉快事件的發生,激起相關歷史記憶,以及相應的仇恨。
仇恨的鎖鏈
正如第13話中大人的感歎一樣,本來想要讓孩子們走出物競天擇般的森林,卻在走進文明的時候,踏進了另一座持續互相殺戮,名為「世界」的巨大森林。正因為失去的都是心愛珍惜的人,才產生了與愛同等分量甚至滿溢的憎恨。
仇恨是斬不斷的,當時代已經改變,與外界有所交集,本該是非常純粹「獵手與獵物」自然法則般的關係,瞬時加上許多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因素。不戰爭毋寧自由,但戰爭的正義又會讓許多孩子們在仇恨的森林裡迷路,原地打轉,持續上演殺與被殺的連鎖。
背負過去的罪過和憎恨,是大人的工作。
輕輕的一句話究竟蘊含多大的覺悟和重量,不難想象若現實中真有那麼輕易且簡單就能達致理解與原諒的寬容,世界的人與人之間應就會少了許多可以避免的,不論是過去還是可能即將在未來發生的悲劇。別說島與海的另一端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即使同樣生活在用一個島上的人們,又何嘗能夠達致共同的理解?而共同的理解會不會又是對外的同仇敵愾?
當仇恨成為屬於「我族」的困境與解套之法,無論是殺死「惡魔」還是「海的另一端」都會是一種正義且正當的符碼,將「我們」與「他者」置於一個極端對立的處境,非得要完全將對方從歷史的進程中抹去,或徹底地隔絕在牆壁之內,才能夠填滿一種因族群身份而凝聚,同時又因此而分離的間隙。
要如何達致對話的平等?興許就是放下族群的政治身份,以「人」所擁有的理性,進行換位思考和簡單相處,嘗試達致理解的第一步,正如劇中會因為作出好吃料理而直言從愚蠢的戰爭中解放出來的尼柯洛,或是選擇原諒殺女兇手的布勞斯先生。
或許這看起來就是「自私」的行為,但實際情況若不是以看劇上帝視角言之,現實生活中真的能夠那麼輕易地就脫離整個國家、社會、族群所加諸於我們的形塑與影響?看慣激烈排外民族主義的我們,或許在心中自有答案了。
當從不理解,至蔑視,直到產生仇恨的敵視情感與心態,撫平傷痛的和解,並不是用道德上誰是誰非就能解決協調的。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與謙讓,可能還需要許多因素的交雜和談判,才能讓城牆慢慢倒下,兩邊的人才能夠真正意義上地看著彼此,好好聊天。
城牆與海的另一端
交流必須是雙方的共識,只有一方釋出善意的話,最終會不會反遭得寸進尺,終而被仇敵吞噬滅亡?從艾連和阿爾敏主戰主和的分歧來看,我們似乎難以判斷誰才是「正確」的。或許某種意義上,判斷究竟是不是「正確」的,是過於美好的想象。
「理解惡魔」和「排除他者」哪個更能達到最為直接的效果與影響?現實生活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網絡小事,活在一個既定的一元想象的話,或許就會自然而然地接受價值衝突是一場戰爭——你死我活,天堂地獄——未能深思究竟自己是不是塑造「惡魔」的「惡魔」,還是被「惡魔」塑造的「惡魔」。
知道歷史能夠避免既定立場的偏見的一概而論。倘若隔著汪洋大海,同樣背負著血統原罪的兩個艾爾迪亞人不知道雙方的想法,能夠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對方嗎?面對充滿爭議的歷史,我們所能訴諸的,應是盡可能揭示事件真實的全貌,並坦然面對「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兩歧,互相承認各有所必須背負的歷史賬單,好好展開對話、理解與共識。
當然爾,《進擊的巨人》劇情走向不是那麼美好的童話,它揭露更多複雜的謊言、信念以及責任,以及揭示追求自由的沉重代價。我們現實世界自然地更是如此,不太可能有那麼順利的諒解與和解。無論是政治操作還是國民教育上,對歷史的悲慟與慘劇都是凝聚認同或形塑正統的極好材料。
承認錯誤不只是涉及道德不道德,公義不公義的標準,大致還是受政治利益及民族情感左右。對於該不該承認歷史的錯誤,或向歷史的錯誤道歉,並非只是事實的合理與是非如此純粹。這恐怕也是我們力所不能及的。不如這麼說,這才是為何常言歷史的教訓就是無法從中學到任何教訓,就像被困在一個循環的怪圈裡頭,類似的情節不斷重演。
正因如此,我們才應當好好地學習、尊重、及思考歷史,謹慎吸取教訓,,跳出善惡分明的框架,建立更透徹理解的認知與信念,正視他者為「人」。
艾倫的進擊將在下個月迎來句點,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究竟在高牆之內,還是處在海的另一端?是否仍還在為自由的重量與責任,前進著?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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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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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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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