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3日，家境困苦的陳欽生，還記得那天他好不容易付了台幣7,000多元的註冊費，上完了一堂課，沒想到這卻是他一生人中最貴的課！從此他再也未完成他在成功大學化工系的學業了……。
陳欽生記得那天台南天氣非常好，完全沒預料到會有所謂「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下課後約下午5點多，陳欽生準備回到位於台南市勝利路139巷的住處，原打算先洗個澡，再到他當時的女友家裡用餐。
就當陳欽生走到家門前的巷口轉角處時，一位約莫40多歲，西裝筆挺的男子攔住了陳欽生的去路，他問道：「同學！同學！請問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陳欽生的同學，他也住在附近。」陳欽生不覺有異，反倒覺得怎麼這麼湊巧問到他了，他便回答：「怎麼這麼巧，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1]
後來陳欽生才明白，原來這是台灣調查人員對目標設下的一貫伎倆，目的是為了不讓嫌疑人馬上逃走。那位調查人員告訴陳欽生，陳欽生有位姓蔡的親戚來了台北，還帶了東西給陳欽生，但礙於太忙，特意請他南下接陳欽生上台北。個性純樸的陳欽生不疑有他，便答應一同北上。
原本他要求先回住處拿些錢和換件衣服，並告訴房東一聲再北上，但調查員生怕有變，連忙向陳欽生說：「不用了，不用了！馬上就會回來。」陳欽生自嘲他就這樣傻傻地上了調查員停在巷子口的黑色轎車，時隔近半世紀才再回到台南這塊傷心之地。
發現不對勁時，已經太遲了……
自從1968年夏天在台北蘆州僑生先修部畢業後，除了有次同前女友到台北縣的烏來遊玩外，陳欽生幾乎再也沒有到過北部。對家境貧窮的陳欽生而言，可以有人免費載送他到台北玩就再好不過了，只是一上了車，陳欽生才猛然想起，他有姓蔡的親戚嗎？
在車上，陳欽生被兩個壯漢夾坐在後座中央，不祥的氣氛讓陳欽生急忙問：「有什麼事嗎？我想起來，我似乎沒有姓蔡的親戚呀！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其中一調查員回他：「什麼事？你自己做的事，不要裝傻。我們台南調查站已經跟蹤你好幾個月了。」
一切都太遲了，就算陳欽生一開始沒答應去台北，恐怕他也會被強行押上車，因為他後來才從前女友那得知，原來調查局人員早闖入他房間，並將他十多本日記、集郵簿、姐姐送的金戒子、哥哥送的手錶等私人財物用品沒收了，他們不會輕易讓陳欽生離開。
陳欽生記得他們開了一整夜的車才到達台北，隨後便被扣押在三張犁「招待所」審問了兩週，這期間他沒見到所謂的親戚。後來陳欽生才曉得，原來那位調查員所說的「姓蔡的親戚」是有其人的，所謂親戚就是他那就讀中興大學的遠親陳水祥，而姓蔡的人則是比他早半年被捕的中興大學馬來西亞僑生蔡勝添，他們三人最終是到了綠島監獄才互相碰上面的。
「北漂」的南洋孩子，在台灣失去自由
人稱「生哥」的陳欽生，雖然現已70歲，但他大概是台灣仍在世的政治犯當中最年輕的一位了，畢竟失去自由的那一年他只是位23歲的大學生。自從陳欽生在2009年開始出來訴說他的故事後，還有體力的他近年來積極到各地演講，同時他也是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重要的導覽員。
陳欽生願意訴說的意願，才逐漸讓台灣社會注意到，原來戒嚴時期也有外國人受害。只是，無論是陳欽生自身的演講，抑或是媒體對他的報導，都未曾探討「為何會是馬來西亞人」、「為何會是僑生」。在深入探討以前，得先從陳欽生的成長背景談起。
陳欽生出生於1949年2月27日，當時馬來半島這片被英國殖民的土地仍稱「馬來亞」（Malaya），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這些離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及後代都是其「僑民」，而中華民國就是「華僑」們的「祖國」。
陳家落腳的怡保是個廣東人較多的城市，再加上馬來亞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三大族群組成的國度，多元化的環境讓陳欽生能掌握客語、粵語、馬來語、英語等多語能力。不過直至赴台留學前，陳欽生始終學不好普通話，他在小學的華語課考不好，而中學時期就讀的三德中學更是以英語教學的教會學校。陳欽生在很多場合提到，他之所以會被牽連進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可能是因為調查局也看準他常去那閱讀英文出版刊物，因為當時他的國語（北京話）水平真的很差。陳欽生反倒是在綠島受刑期間才把國語學好，同時還跟其他政治犯前輩學會了台語。至今陳欽生仍不時感嘆，當初若去英國的話，一切就會不一樣了。
1966年，陳欽生三德中學畢業後就申請到了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入學許可，不過馬國與英國的有學制差異，入學時間還要再等一年。命運使然下，陳欽生的高中同學羅玉健「慫恿」他一同到台灣留學，因當時以「僑生」身分赴台求學的手續既簡單，學費也廉宜。
當時陳欽生以為只是填個資料，並不一定會被台灣的學校錄取，他並不曉得所謂的「僑生政策」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冷戰反共需求下，對海外華人的統戰手法。因此成績不算差的陳欽生也不意外地就被錄取了。
陳欽生心想，既然已經答應同學一起去台灣了，就不好食言，也許以後還可以再到英國念研究所取博士學位，然後衣錦還鄉在馬來亞教書。最終陳欽生不顧家人的反對，在1967年9月16日「漂向北方」，而這一去便是20年後才得以返回馬國探望家人，其代價是失去了自由。
從恐怖分子變共產黨員
退居台灣的蔣政權，原本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已搖搖欲墜，卻因韓戰爆發才得以繼續獲得美國的支持。然而隨著美蘇冷戰的白熱化，美中關係見曙光，讓惶恐的國民黨更深感1971年是特別不安的一年。除了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在1971年7月宣布國務卿季辛吉的密訪，接著同年底中華民國宣布「退出」聯合國等國際變局外，台灣內部分別在1970年10月及1971年3月發生的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台北美商花旗銀行爆炸案，震驚了正陷入國際政治困境的國民黨政權，情治單位也隨之展開全台大逮捕行動。
陳欽生認為，正是情治單位為了業績獎金，他才成了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代罪羔羊。為了對陳欽生招供，陳欽生被扣押的兩週期間飽受折磨，調查員對他拳打腳踢直到嘔出血塊為止，最讓他感到痛不欲生的酷刑是調查人員以大頭針刺進他每個手指指甲間縫。陳欽生曾三度嘗試自殺以結束痛苦的酷刑，但都沒能成功。
起初陳欽生被羅織為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的主謀，但後來該案因李敖、謝聰敏、魏廷朝等人「自首」而結案了。本來陳欽生被告知將會被釋放，但沒想到隨即又被羅織為馬來亞共產黨員的罪名。
陳欽生記得，他被告知該爆炸案已由其他單位偵破的那天，調查局稱會送他回台南成大繼續學業，還買了套新衣服給他，陳欽生當下真心認為終於能脫離苦海了。然而，接下來陳欽生所面對的卻是失去自由的漫長日子，只是那12年的冤牢少了酷刑而已。
以為重獲自由的那天，調查局的車子確實往南，但不是往台南，而是開進了台北市與台北縣交界處的新店「景美看守所」。陳欽生當下雖然察覺有異，但看到景美看守所入口處的牆上有「公正廉明」四個大字時，認為應該還是個「講道理」的地方。不過當陳欽生看到看守所高聳的圍牆時，心裡就涼了。
他問調查人員，不是說好送他回成大嗎？陳欽生依稀記得車上的其中一人答道：「你別傻了，我們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調查局，怎麼可能笨到去承認抓錯人、辦錯事呢？何況，我們抓你一個人，只要定案，我們可以領到高額的獎金呢！你知道多少嗎？20萬台幣之多呢！而且，我們偉大的領袖蔣總統有交待：寧可殺錯一百，也不放過一位。所以，你別做夢了！」[2]
陳欽生聽後心想他真的完了。他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年謝聰敏、李敖他們是為了不讓國民黨當局牽連更多無辜人士，才出來頂罪，但情治單位人員間為獎金的競爭，以及後續可能引發的外交問題，才可能是使他繼續深陷冤獄的原因。
陳欽生在景美看守所的押房被獨自監禁了至少2週以上，最後調查人員才交了份資料給他，而那份資料是他在台灣的遠親陳水祥的自白書。陳欽生才明白，他之所以還繼續被扣留的調查理由不再是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而是當局要求以陳欽生與陳水祥「被馬來亞共產黨指派任務來台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此方向進行調查。
弔詭的是，陳欽生是至少被捕了2週後才被羅織為「共匪」，此前都是依爆炸案嫌疑人處理，但至今卻沒有公開的檔案記錄陳欽生曾是爆炸案嫌疑人，然而官方公開的證詞筆錄檔案卻記錄了他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警總人員詢問「參加共黨」的經過。對此陳欽生也相當不解，他認為也許在他被羅織為「共匪」後，有關他爆炸案的檔案就被銷毀了。
[1] 陳欽生、曹欽榮，《謊言世界 我的真相》（台北市：台灣遊藝，2017）
[2]「訊問筆錄：陳欽生」（1971年3月4日），〈陳欽生等叛亂〉，《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國發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305440000C/0060/157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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