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海寧
前篇：工作 3 年後，離家找初衷（中）為何在哈佛做喜歡的事，竟如此辛苦？
我後來對「做想做、覺得重要的事情」進行了一個小小的試驗：畢業後去關注環境議題的非營利機構（nonprofit organization；或稱非政府組織，NGO）實習。
尋找實習機會：現實中嘗試突圍
美國法學院學生多半會利用暑假找個地方實習，充實自己的實務經驗，同時探索自己究竟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工作。事務所、聯邦或州行政機關、司法或檢察部門、法院、非營利機構、公司企業等，都有法學院學生暑期實習的機會。
儘管明知對 LLM 國際學生來說，在美國即使是找暑期實習也不容易，我一開始並沒有加足馬力爭取去 NGO 的機會。直到我確定我不會申請博士班、沒有興趣參加 New York Job Fair（東岸最大型的律師事務所 LLM 徵才）、也不會找聯邦機關或國際組織的工作後，我才回頭認真思考去 NGO 的事情。但當時我仍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投入更多時間找一年期或更長的研究型職位（fellowship），我便暫時定位找環境 NGO 的暑期實習。
這一轉眼，秋季學期也結束了。彼時已經年底，我早已錯過 NGO 找暑期實習的巔峰時間（原則上在秋季學期一開始），對美國環境 NGO 的市場也還是個門外漢。事實上，就算我一開學就開始找隔年夏天的實習，當時我也僅有一份台灣履歷，上頭除了學歷之外沒有其他美國經驗，我應該如何拿這份到了美國瞬間變薄的履歷，在競爭激烈的 NGO 市場中爭取一個機會？這似乎間接說明了，NGO 暑期實習的招聘時程與 LLM 的學習歷程完全不搭，JD（三年制法學學位） 才是 NGO 的爭取目標。
此外，哈佛法學院專門負責協助學生找公益類工作的辦公室，並沒有為 LLM 或國際學生設置專門諮詢顧問，身邊 JD 朋友的軌跡也難以複製，沒有辦法，只能無奈接受資源有限而且分配不均的現實。
以上各項因素都令人挫敗。我才體悟到進入這個市場的唯一方法，是在與現實妥協的前提下嘗試突圍，，並接受任何好的結果，或許都和自己的學識與經驗沒有正相關。。我還是很想去 NGO，所以最後我請哈佛公益工作辦公室幫忙修改履歷及自薦信（cover letter），花了一個多月製作了一份美國環境 NGO 攻略，待履歷及自薦信修改完畢後，便開始讓人心焦的找實習之路。
在 CBD 實習：講求自律、尊重個體
美國的環境 NGO 市場蓬勃，公民團體非常活躍，其中一個原因是在美國法律體系下，NGO 有很多機會可以提起訴訟，或是在個案中提出法庭之友意見。在聯邦或州機關制定規則或執行政策的行政程序中，NGO 也有很多表示意見的機會，他們甚至可以透過參與立法或聽證程序的方式影響或督促立法者。
在這些上位層次的事務之外，有些環境 NGO 專注於在地、社區的倡議活動，他們在前線、上街頭、安排公眾演講，希望可以將環境或氣候相關的知識及議題帶給一般市民。有些環境 NGO 則專注於靜態的資料蒐集，或由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學者投入分析、研究工作。
我參考了全國性還是地方性，在大城市還是靠近山山水水之處，訴訟導向、政策導向、還是倡議導向，做實務還是做研究，做傳統環境議題、能源議題、還是氣候議題，做空氣、水、還是其他（生物多樣性、森林、土地、糧食、環境正義等等），做美國國內議題還是國際議題，實習期間等等條件後，篩選了約 10 個我有興趣的機構，接著丟履歷、被拒絕、電話／視訊面試、第二輪面試、第三輪面試連軸轉忙碌了兩個月，最後決定畢業後到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直譯為「生物多樣性中心」）華府辦公室，在 CBD 下的 Energy Law Institute 做和氣候訴訟以及能源政策相關的事情。
在此之前我未曾有在 NGO 工作的經驗，因此在 CBD 實習對我來說是很新奇的工作經歷。不同於律師事務所，NGO 沒有客戶，所以 CBD 在做的事情都是自發性的專案或訴訟案件，大部分事情都要靠自己以及團隊來規劃進度，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在日常工作中佔有很大的份量。也因為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自己主導的案子，對自己想做什麼有清晰、明確的規劃，建立自律、有效率的工作節奏，都是順利推進工作的重點。
以上的工作原則也適用於實習生，我也需要對自己想做些什麼有明確的規劃，包含想做的議題、案件類型、以及執行步驟。我的指導律師們會帶著我參與他們正在進行的訴訟案件、做 moot court（言詞辯論前的準備）、派我去機關開會或去旁聽國會聽證，我也幫忙蒐集資料、查詢判例或草擬文件。儘管這些都是我喜歡做的事情，尤其是旁聽國會聽證，但在指派任務之前，他們還是會問我：這是否符合你自己的計畫？這對你想研究或了解的事情有沒有幫助？
事情完成之後，我的指導律師們也會與我討論我的心得、想法或是對彼此之間合作的建議。除此之外，他們也花許多時間與我討論我的個人研究。是的，他們希望我也花一些時間利用他們的資源和在華府的機會做自己的研究，再把研究成果與他們分享。因此，我在華府實習期間，我既做了 CBD 的事情，也利用這段時間做了一些自己的研究、讀了我有興趣的東西，這些剛好都是我在哈佛沒有時間或沒有機會了解的。
雖然是一個高度仰賴自律的地方，CBD 的工作環境卻非常彈性，每天幾點到幾點工作自由安排，實習生也可以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如果覺得在室內工作曬不到太陽，還可以去頂樓的天台辦公室。
辦公室內氣氛很好，冰箱裡總是有兩三打啤酒，每個禮拜三下午是辦公室的 happy hour，四五點間大家就會主動放下自己的工作，端著啤酒開兩包薯片，在辦公室裡的小吧檯和餐桌區聊天，從個人生活到近期美國民主黨 2020 年總統大選的黨內初選、從 Netflix 紀錄片到辦公室附近新開的素食餐車，什麼話題都能聊。這不是強制性的活動，所以如果你生性害羞或是當天心情不好、在忙，待在自己辦公室也沒關係。
身為一個外國人，和同事相處的時候我並不是每個話題都有話頭可以加入，但這並不影響我融入他們。每個禮拜辦公室happy hour或是和同事一起午餐，都讓我更了解這群人，更了解他們為何選擇做 NGO，還有他們生活與工作的快樂和苦惱。
CBD 華府辦公室的同事各自分屬不同的計劃，每個人的位置及工作性質也不相同，但無論是什麼樣的議題，CBD 的人們彼此總是互相支持，互相應援。這裡讓人很輕易地就融入群體，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你會很強烈的感知到，你對事物有你的觀點，而觀點形成的本身就已經構成你價值的所在，而且，對於你認為重要的事情，會有人會站在你身邊，與你一起奮鬥，你不孤單。
在美國地方 NGO 聯盟，發現「隱藏版的自己」
在 CBD 實習期間最慎重的一次任務，是和同事一起開車南下到北卡羅來納州 Ashville 開會。這個會是聚焦於北卡能源議題 NGO 聯盟（coalition）的年度會議，大部分加入這個聯盟的 NGO 都是北卡當地的社群或組織（frontline groups），CBD 則是這個聯盟當中唯一一個全國性 NGO。
這個聯盟的宗旨是打破杜克電力公司（Duke Energy）在北卡電力市場的壟斷、推廣再生能源（讓更多再生能源以公平的費率併入電網）、以及促進能源民主、氣候正義。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有人是大型 NGO 的區域支部（regional chapter），有人是專注於北卡能源議題的當地 NGO，也有代表特定少數群體、社群的在地組織，他們都不是法律人。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裡，大家利用許多會議「規則」來破除不同立場、不同利益的群體可能產生的對立和互不認同，例如大家一起唱自編歌詞的歌、用比 5 根手指頭的方式表達對每項議題的同意程度，或是在小組討論期間固定時間輪轉交換不同夥伴，以蒐集不同的討論意見、約定不使用術語和簡稱堆砌論述等等。
會議中還有與會成員輪流上台，不時以小活動來凝聚社群（community）共識，並重申大家聚在一起成立聯盟的目標。對於參與這個會議的每個人過去一年所做的努力，彼此也都給予高度的肯定，大家總是一起慶祝每個人做的每件事。
為了融入大家，我選擇把我的想法聚焦在如何喚醒年輕人對能源民主議題的認知（awareness），以及如何促進年輕世代投入這個聯盟想要倡議的事務，這剛好正是這一兩年氣候變遷議題在國際上最熱門的主題：youth climate movement（青年氣候運動）。
即使面對我這樣一個來自千里之外、與北卡和杜克電力沒什麼關聯的人，聯盟成員們也還是熱烈歡迎我加入他們的討論，希望我多表示意見。我對自己的想法被寫在大海報紙上，旁邊被加上兩個表示重要的星星符號，有著無法言喻的感動，現在想想都會鼻酸。閒聊的時候聽到我來自台灣，他們除了給我擁抱，還鼓勵我回到 " my community "，號召我的人，凝聚屬於我的社群的共識。
北卡之行的重頭戲是會議第一天晚上，聯盟的成員主辦了一場集會（uprising），邀請 Ashville 的民眾免費參加，有原住民來唱歌，也有人把自己打扮成太陽和風，然後分發「雨滴」的板子讓觀眾一起加入他們的小戲劇，感受大自然的饋贈。
每個NGO也都上台提倡他們的訴求與理念，大家一起嘶吼，受到氣候災害、杜克壟斷影響的社群也紛紛上台分享他們各自的故事，讓大家更了解氣候變遷與能源不民主是如何侵蝕大家的日常生活。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走進前線的感覺（跟針對特定事件的運動不一樣），第一次把自己放在地方群體之中，與他們一起歡呼、一起流淚。我在 uprising 會場的當下，發自內心的同意，在法律之外，我們能做的，還有太多太多。
這從來就不是我所熟悉的世界，但這個全新的世界，似乎與我的某種本質不謀而合，我有強烈的歸屬感，我喜歡這樣的自己，像找到隱藏的、另一半的我。
你的聲量與價值，並非只由你的專業決定
隱藏的另一半的我不止在北卡出現，華府風起雲湧的政治、活力滿滿的社會運動、國際組織和智庫的人士來來去去，也讓這一半的我，在華府期間始終維持著沸騰的溫度。無論是在街頭、在國會、還是在法院，每個人都在集結、奔走、發聲，來自四面八方的力量不停歇地塑造美國社會，也同時在改變美國社會。
比起在學校表達想法還是會不自覺受到嚴謹法學訓練的束縛，在華府，無論是我在 CBD 實習，還是單純融入首都的日常，法律作為一項專業，反而只是一項很基本的技能／工具，你的聲量不取決於你身上是什麼樣的專業標籤，一個人所體現、所發揮的價值，早已超越任何專業，進而擴散到公共政策、到凝聚眾人、最後形成一種集體價值觀。那其實是我們每一個個體，對理想生活的選擇。
本來只是對想做的事情進行一個小試驗，沒想到這段短暫的經歷，除了試驗大大的成功之外，我也收穫也比預期多了好多的事情。想做什麼就去做、想為什麼發聲就去發聲—在 CBD 實習以及在華府生活的 3 個月，對我來說比在哈佛念書更像是人生的轉捩點：
在能自由做自己的工作環境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與我理念相合、目標相同、可以一起認真也一起玩耍的夥伴，實在太快樂。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經震央帶，我發現如果我們希望改變什麼，想要世界長成我們希望的樣子，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我們更需要擁有並堅持自己的處世、敘事的角度和風格。
我們得有一些彈性來因應瞬息萬變的世界，當可以透過改善自己讓事情可以做得更好的時候，我們也要自省、反饋，但這些都不影響「自我」之於改變可以發揮的能量。我們究竟要用什麼方式、與哪些人一起做我們想做的事情，我們想要在哪裡實踐我們對理想生活的選擇，都與個人的處世和敘事風格有關。
我們需要對此有所堅持，是因為我們不止在選擇我們的立場與價值觀，我們也在選擇表現的方式。這是個深遠、強大的能量，因為我們所堅持的處世與敘事風格，最終將有可能令我們從被動地由時代賦予我們一個位置，走向主動地定義我們自己的時代。
華府這 3 個月過得是能量滿滿，樂不思蜀，這也讓我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流連忘返起來。我同意大部分人對於畢業後留在美國的「把握難得機會論」，在這裡繼續做 NGO 是很難得的經驗，闖闖的成本還勉強可以接受，美國的物質生活也確實吸引人。
我的理想生活，離不開台灣
只是，在我想像力所能含括的範圍裡，關於理想生活的選擇，背景似乎都離不開台灣。繼續留在美國體驗，好像也沒有辦法比這一年獲得的再更多。況且，我非美國公民，不能投票！對美國政治、法律再怎麼有研究又有什麼用？實際的政治參與度低到不能再低。所以，我便決定買機票回家了。
既然已經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也了解了自己的處世和敘事風格，還帶著比以前更成熟的知識體系，回台灣是否是個好決定的答案，便已經不重要。事實上，這就是一個選擇，並沒有優劣、好壞之分。說句更直接的，決定回台灣，並不可惜。
如同這個寫作計畫的其他夥伴，在我身上並沒有「放棄XX大好機會選擇回台」這一類流傳了 30 年以上的歸國學子人生子句；回家、留在台灣，儘管是經歷了一大圈，中途也曾苦惱過，它最終仍舊維持了當初這個決定再樸實不過的本質。或許，隱隱約約之中，它反映了某種我們對重塑家鄉認同以及自由選擇理想生活的渴望吧。
重重拿起，卻輕輕放下，這張回程的單程機票，竟是買得無比輕鬆。
《關於作者》
黃海寧
哈佛大學法學院 LLM ’19；選擇了滾燙的人生
東吳大學法律系 / 臺灣大學法研所（國際法組）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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