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曝當年挫折：股東客戶都覺得我做得好，卻仍被迫離職

在每個年齡階段，張忠謀都有學習重點。他指出，小時候的家教對他非常重要，讓他學到價值觀、是非、還有勤儉，他還記得，小學的時候去郊遊，母親會給一點零用錢，但是要他算帳。有一次他帳算得不對，被母親罵得好厲害。

張忠謀回憶，當時他們算是中上家庭，小學在香港時有佣人，可是每個禮拜天上午，父親總是要他清理家裡，讓佣人放假。

大概從8、9歲起，他就開始讀報。這個習慣一直沒斷掉。張忠謀後來在美國工作36年，把中文全斷了，54歲回到台灣，再把中文重新學起來。至今，他的書桌後面還擺著一本《辭海》、一本《辭源》。

小學6年級時，發生珍珠港事變，日本佔領香港。張忠謀舉家從香港先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南京、福州、洛陽、西安、成都、最後到重慶，走了45天，他說，這是他人生很難忘的一段旅程。

在重慶進入南開初中，是張忠謀認為在學習上最成功的階段。這是他第一次住在宿舍裡，後來到了哈佛跟MIT，也都住在學校裡。

張忠謀認為，宿舍生活非常重要，怎麼培養年輕人做未來的領袖，就是透過宿舍生活。

滿18歲時，他坐飛機去美國讀書。張忠謀念了一段他在《張忠謀自傳》中記述上飛機前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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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空而起，悵然回顧，香港已在雲霧中。香港半年，真如一夢，夢中明知是夢，夢後回顧，只覺可笑而已。然而夢後回憶，竟有十分的淒涼味。八時天色漸暗，飛行在雲層之上，四顧茫然，六年前初入南開中學的鄉愁，又驟然來到我心。我從未離家如此之遠，也從未計畫離家如此之久，如今遠涉重洋，要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展望前途，渺茫之極，怎不令人感傷呢？」

他說，當時不知道，未來要面對的是非常興奮的一年，也是他88歲生活中最興奮的一年。

哈佛一年：可帶走的人生盛宴

張忠謀引述他在自傳中的敘述說：「哈佛同學的優秀而多元化，是我在短短一年中消除和美國人做朋友障礙的主要原因。」

「如果當年我是去一個普通美國大學，我相信大一學生的興趣，大部分侷限於運動和社交上。哈佛學生卻有許多不同興趣，我的室友之中，有對音樂有修養，而且預備學音樂的同學，可以和我一起去聽交響樂，觀歌劇；有學建築或藝術的同學，和我一起逛波士頓的博物館；有學政治的同學，常常找我討論今後中共的趨勢；有學物理的高材生，可以指點我物理、數學上的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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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室友辛克萊帶我去看籃球和冰上曲棍球賽，還告訴我交女友的習俗；更有我的好友柏曼，和我的興趣一樣廣泛，可以和我談天說地，並且是我的文學嚮導。

我到美國的第一年就有這樣的風雲際會，實在是很幸運的。第二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後就發現學生的特質與哈佛很不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更用功，但較拘謹，很少予人才華橫溢的感覺。而且興趣較狹窄。較諸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算是一個相當乏味的學校。」

他唸完後補充：「我現在已經原諒它了。」頓時引發全場大笑。

他並引述作家海明威稱巴黎生活為一段「可帶走的盛宴」，「我在哈佛這一年，對我來說，也是『可帶走的盛宴』，到現在都帶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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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張忠謀後來為什麼從哈佛轉去MIT（麻省理工學院）念機械工程？張忠謀指出他真實的理由：「哈佛的undergraduate是通識教育，不分系，只有concentration area。當時我認為，假如我念完undergraduate，只有一個concentration area，會找不到好的工作，當時在美國的中國人，很需要有一個好的大學學位。我要更專一，才到MIT去。」

只是，花了5年時間，張忠謀並沒有在MIT拿到機械工程博士學位。「22歲半時，我拿到碩士。為什麼還待下去呢？因為要考博士資格試。一年一次，有兩次機會，一次考不取，還可以試第二次。可是第二次考不取，就再沒有機會了。我就是第一次考不取，又多待了一年。第二次還是考不取，」他說。

他又從書中念了一段當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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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就開始的學生生活，至此告一段落。我以感傷的心情揮別麻省理工，這座雄踞查理士河畔、石灰石砌成的莊嚴學府。我對她雖有10分敬，但只有5分愛。在她的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宿舍裡，我投入了5年的青年時光，她給予我就業的本錢，但當我要求她所能給予的最高學位時，她把手縮回去，她不再理我了。

讓她保留它的博士學位、她的書本、她的實驗室吧！我有很長的人生路程要走。讓我昂起頭來，開始走這條路。沒有博士學位，我要開闢出一片我自己的天地。」

唸完後，張忠謀反問台下聽眾：「那麼慷慨激昂，難道沒有掌聲鼓勵？」台下頓時響起如雷掌聲。

博士挫折後，改念半導體

既然博士之路已斷，他決心改念半導體，趕快自修。加入希凡尼亞半導體公司後，他每天晚上花3個小時讀書。雖然物理和數學的基礎不錯，但還是看不懂，當時有一位愛喝酒的同事，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張忠謀每晚跑去向他請教，對方總能能答覆他70％、80％的問題。假如還有其他問題，他就隔天去問其他資深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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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到27歲，我在學習半導體上大成功，在工作方面，希凡尼亞是非常不成功的半導體公司，」張忠謀說，到最後，當時總經理如此形容它：「賣得出的東西我們做不出，我們做得出的東西我們賣不出。」張忠謀特別強調：「這個很不成功的總經理講的這兩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以後我就叮囑我自己，千萬不要重蹈他的覆轍。」

27歲進入德州儀器，頭3年，他描述自己「初試啼聲」。除了繼續學半導體之外，也開始雇人，做工程主管。3年以後，已經管20幾個工程師。

30歲時，張忠謀被德儀告知，可全薪、全費去史丹福念電機博士。「德儀全薪、全費送我去，考不取不是很丟臉嗎？可是我已經有充分準備，所以一下子就考取了，」他說。只花了2年半，就念完博士。

從上山到下山

33歲到41歲的8年中，張忠謀形容自己「一帆風順」。升到「全球半導體集團總經理」，也實現了他的「美國夢」。在德儀，他是排頭3名最高收入的經理人，第一名是董事長兼CEO，第二名是總裁兼COO。他下面有4萬人。這個數字，一直到約5年前，台積電才達到4萬名員工，「這段時間可說是我人生的登山時期」。

然而好景不常，張忠謀在41歲到52歲，面臨公司改革階段，決議進入消費者產品業，犧牲半導體事業，那段時期被張忠謀稱為「人生下山」的黑暗期，之後他黯然離職。

「其實真正的下山只有6、7年，但是6、7年已經是很長的時間。」張忠謀事後回想，若當初及早想開，說不定會早些離開公司，但趁早走也不見得好，因為那時還不是創業的時機，「若當時先離開，可能現在就不會成立台積電，」。

52歲的張忠謀，曾在通用儀器公司擔任總裁一年，那段時間對他而言是新工作、新的學習，同時也是充滿挫折的一年。因為到任不久，他便下定決心「要改變公司策略」，結果卻引發「宮殿政變」，最後被迫離職。

張忠謀說，之所以稱作「宮殿政變」，是因為公司內部人員把他搞下台，而不是股東、市場淘汰。當時他的上司、董事長加上四、五個下屬展開密室協商，做出決定：「這個人請他（指張忠謀）走吧！」。然而，那時候股東、客戶都覺得他做得很好。

「離開的那天，我還記得車子牌號是1898，為什麼我記得？因為1898年是戊戌政變發生的年份。」此時台下傳來一片笑聲，張忠謀的眼神卻很淡然。

之後，張忠謀54歲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卻面臨改革失敗。當時他提出三個改革，第一，要工研院做台灣整個工業的智囊，台灣工業都該給它經費；第二，工研院應該鏈結一些公司做出典範；第三，員工要有2%的績效成長，卻都失敗了，在工研院的期間，他坦言學到最多的是「台灣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的文化」，更直白地說：「很抱歉，到現在我還沒完全學會」。

終於在56歲，張忠謀創辦了世界級的企業台積電，直到87歲才退休。近幾年他開始寫自傳，並努力持續終身學習，關於他一路走來的過程，都將收錄在2020年出版的《張忠謀自傳下冊》。

（本文由「Cheers雜誌」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