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共了去南大東島5次，都是過年前去，快端午節的時候才回來。出國前要先去嘉義打針，當地人也怕我們帶傳染病進去。我們坐大台遊覽車到基隆港，再坐船到沖繩，出發時我在基隆港等大女兒和女婿，哭得很傷心……入境沖繩時，海關盤問了我快1小時，從出生地、兄弟姊妹、頭家是誰什麼都問，人家教我回答說：10年前來玩過，現在來幫忙砍蔗，會講點日語……我們沒有在船上過夜，直接就上岸了。」
海松，民國20年生，不識字。她的個性開朗外向，經常穿著原色鮮豔的服裝，也常參與社區的各類活動。她選擇做自己高興且健康的事，剛開始學跳舞做健康操時，招來保守村民的閒言閒語，但也不太理會。她每每看到我，都很熱情地招呼問候，我幫她拍照時，她會有意識地擺出女性優雅的姿態。
為了凸顯1960至70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我不僅從南大東島島民的角度凝視台灣女工，同時，也要從台灣女工自身的立場出發，她們到底如何詮釋自己的跨國生命經驗、又如何回望這些島民呢？
赴沖繩工作，那些你所不知的女工全貌
我於2006至2011年、2015至2018年兩個階段，在大林訪談了21位返回女工。許多人彼此是老鄰居或具備血緣關係的親友，出國當時約30、40歲，正值壯年，赴沖繩時均為已婚。
重返1960至70年代保守封閉的台灣社會，一位目不識丁的貧困農村已婚女性，要想長距離地向外移動，甚至漂洋過海出國，談何容易。她們來沖繩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在短期內賺到較多的錢。所有女工都是為了脫貧、改善夫家的經濟狀況而向外移出。她們不識字也不諳日語，和當地工人或一般島民的互動，以比手畫腳、雞同鴨講居多，和頭家蔗農的溝通也很勉強，仍得透過翻譯或筆談。因此，女工強調，在島上最快樂、最興奮的事就是領薪水，對於其他與此無關的人、事、地、景、物，似乎沒有太多餘心餘力關注，也或許根本沒有興趣。
其次，這和女工在南大東島上停留期間過短、生活作息封閉等實際生活密不可分。她們在當地的時間並不長，通常是從年尾到隔年的4、5月這段時期，配合甘蔗採收與製糖的季節而停留，頂多5、6個月，少則2、3個月。且她們的生活作息封閉，一天的作息是在蔗園、宿舍兩地間來回穿梭，生活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和同樣身為女工的台灣人綁在一起，朝夕相處。
從這兩點推知，女工對於旅地中人物、事物、景物所產生的感受、感覺及感知，可能極其短暫而零碎。我從女工口中聽到的是：「日本人有禮無體，家人共浴是習慣，也不會害臊，我在頭家那邊撞見過幾次。」「那邊井裡的蟾蜍好多喔，但井太深所以也抓不到。我還看過剛抓上岸的大章魚，有斗笠這麼大，活蹦亂跳……」「當地女人會隨地小便，可以看但不可以取笑她們，廁所沒有門，後來才搭了個門。我的頭家自己養羊，牽到海邊宰了，吃生羊肉沾芥末吃，我是不敢吃啦。日本人都是『跪』在榻榻米上，我們台灣人還是習慣『坐』在上面……」
還有，就是對於旅程的記憶與感受。不同於早期出國者得忍受暈船的煎熬折磨，金葉是晚期才過去的，先坐飛機到那霸，再轉乘18人座的小飛機去南大東島，來回總共4趟都是搭機，她說到了中正機場登機口看到長長的紅地毯時，既驚訝又興奮，才知道原來那就是登機坪了。出國帶來大開眼界的真實感受，這是難得從女工口中說出來的正向、強烈之經驗。
在沖繩做工，吃得比我在家裡還好哪！
女工們在沖繩停留期間主要看到的「外國人」就是蔗農，也就是他們的頭家雇主，但彼此的互動有限。女工的作息在蔗園、宿舍兩地間來回穿梭，宿舍通常就蓋在和蔗農家共同的庭院內或不遠之處，每天進出多少都會碰面。
女工直率地說，宿舍是旅館改建的，房間和廚房都很大，比自己在大林三合院的土角厝還舒適；頭家蓋磚屋、草寮給女工，床是塌塌米；女工和頭家住同個庭院，頭家加蓋了工寮，供應水和瓦斯。
既然生活空間如此靠近，那麼，女工到底如何觀察、如何感受蔗農的對待？女工比較有感覺的部分是蔗農對於平日的食材提供、起居問候以及收工後的休閒安排，關心甚至延續到女工返國前夕或返國之後。
平心而論，頭家提供平日的三餐食材和上下午的點心並不吝嗇，這是女工回憶時眉飛色舞、侃侃而談的美好經驗。女工都是自己輪流煮食，可以推測，飲食生活是她們重度勞動後難得放鬆和喘息的片刻。
看看平日的三餐食材，頭家抓會下蛋的土雞給她們加菜，偶爾請吃大餐慰勞一下，拿傍晚港口卸下的鮭魚頭、土虱魚頭給她們煮湯，把整桶的味噌送她們；頭家娘拿種的蔬菜或豬肉給她們煮，過年時加菜。早上10點和下午3點的點心時間，頭家準備烤地瓜、餅乾、像甜甜圈的炸物還有茶水；頭家娘平常會調製一大壺像養樂多的飲料到甘蔗田給女工解渴，準備餅乾茶水當下午點心。那邊的蘋果、羊羹、月桃葉上的糯米也都滿好吃；下午的點心是咖哩麵，沒有碗可以盛裝，就用葉子當餐盤用，清潔衛生也都很好……
玉蟬露出喜悅而肯定的表情笑說：「在南大東島下午都有點心，頭家泡好整壺咖啡隨你喝，最棒的是酥酥脆脆的牛奶餅乾，回國前半個月我都捨不得吃，打包好回國後，分送那些來看我的村人和小朋友。」
雪綢的頭家不錯，他幫忙買食材，然後再從薪水中扣除。頭家自己有條小船會出海釣魚，魚頭送女工煮一鍋魚湯，是活跳跳的魚，吃都吃不完。也會準備點心，有花茶、咖哩飯、飯糰或壽司。楊卒和雪綢被分到同一個蔗農，她說當年就住頭家旁邊，頭家釣大魚或章魚回來，都會請女工吃生魚片，楊卒不敢吃，把魚頭骨頭煎一煎拿來煮湯，非常美味，很有飽足感。女工中午回宿舍吃飯，拜託頭家幫忙買蛋和肉，頭家給一天3角美金的食材費，也準備炒麵、餅乾和茶當點心，怕砍蔗沒體力。
這種對食材不吝嗇的提供，匯延續到女工返國前夕，不少頭家會宰羊請客餞別，她們也殷殷期盼那頓只放了薑母的羊肉大餐；回台當天，頭家送每人一盒便當外加蘋果一顆，是當時最好、最稀罕的東西。
從女工們細數頭家供應的三餐食材、上下午點心、返國前的大餐來看，這些食物對當時的女工而言，算是奢侈高檔的享受，因此能省則省、能變則變，甚至打包回台，這也呼應南大東島島民對台灣女工節儉達人的強烈印象，她們之所以如此極端的省吃儉用，實在是其來有自。
要求你工作，但也會照顧關心
其次，頭家對女工的關心表現在日常的噓寒問暖，注意女工的生活起居。工人和頭家彼此稱兄さん（哥哥）、姉さん（姊姊），女工疲勞身體不太舒服，頭家知道後馬上送來提神補氣的食物；平常會燒熱水等她們下工，回來就可洗熱水澡；晚上太晚還沒回來，也會拿手電筒去蔗園關心是否安全，或睡前送清酒給女工，讓她們放鬆好眠。
海松後兩年待的頭家蔗田面積小，只僱了她和另外一名女工，頭家買衣服送她們，希望隔年再來砍蔗；農曆年當晚，讓海松打電話回台灣，有時也會來宿舍關心一下。楊卒不會日語，早上看到頭家娘只會微笑，點頭打招呼，用日語說早安；請她幫忙準備鬧鐘，怕早上起不來。楊卒第二次再去南大東島時，雖然不在同一個蔗農家，原本的頭家知道她已婚有小孩，還包紅包給她。返國前夕，不少頭家都會致贈紀念品如大條床巾、或送個小紅包給女工。
然而，人心是多面複雜的，頭家與女工的關係平穩中仍有高低起伏。美音從台灣帶項鍊到南大東島，後來都送給頭家娘；頭家娘叫她幫忙補衣服，她也照做；頭家娘的腳踝受傷，她主動關心用綠油精推拿，但也坦言：
有次頭家娘煮咖啡給我們喝，第一次喝咖啡睡不著，直到清晨才開始想睡，但她不讓我們睡，要我們快去工作，準備好的豬腳和紅菜頭也不給我們吃了……這就是雇主「現實」的一面，畢竟我們是來工作的。我叫她お母さん（媽媽），她把我當成女兒，讓我打電話回台灣，但電話費太貴，我不好意思打，返國前送我鞋子、帽子還有一套工作服，也送我很多當地的照片、她兒女的結婚照當紀念。
好奇的是，頭家和女工如何比手畫腳、雞同鴨講地溝通？多數女工都不諳日語，只記得日常生活中要用的單字，食材的芋頭（いも）、甘藍菜（キャベツ）、糖（さとう）、鹽（しお）、沒有（ない）、回家（帰る）等，這些都是為了溝通所需。頭家娘偶爾跟工人聊幾句，燒開水的茶壺叫「やかん」；快要沒米沒鹽時，要跟頭家說「これがない」，他們就知道了。
稍微會一點日語的女工，就擔任通譯的角色，海松小時候讀過中午或晚上的國語講習所，學會了些簡單日文，頭家或其他女工都喜歡找她。寶珠的第二個頭家剛開始不喜歡女工，頭家娘倒還親切，透過她居中翻譯，如「少し話す、米がない、痛い」，她不知道日文的抹布（ぞうきん）該怎麼說，但曉得和服（着物きもの）、不行（ダメ）這兩個字，就硬著頭皮拼湊，也真的溝通成功了。
休假被帶去電影院，卻沒人真的進去看
再來，是頭家對於她們收工後的休閒安排。對砍蔗工而言，糖廠機器停止輪轉才可休息，此時頭家會有其他安排，一是要求女工做其他的工作，例如施肥拔草，也會給工資；二是帶女工出遊，像是去看電影、逛大街，吐槽聊天，或是載到其他蔗農家工作，順便吃飯開講。頭家的兒子偶爾晚上會載她們去看電影，分給每人1角美金買電影票，女工一次也沒去，把所有的錢都省下來。
她們去的地方也沒什麼人煙，都是小山丘，頭家開車載她們環島看看，或偶爾到很遠的市場大街逛一下。頭家娘有空會跟她們聊聊天，譬如說當地女人做月子是吃粥不吃飯，配青菜和醬菜，和台灣吃麻油雞不一樣。在那邊的趣事，就是看到自己人很高興，可以輕鬆隨便聊。曾經到過沖繩兩次的淑女，道出她在休閒時光的回憶：
頭家和頭家娘人都不錯，常常跟女工聊天黑白吐，還會請人幫我們寫信給台灣的家人。會社洗車（糖廠清洗機器）時，我們就可以休息外出了，頭家會帶去街上逛逛，不過南大東島的市街比大林還小，也不太熱鬧，沒什麼好看的，有錢也沒地方花，沒買什麼東西……倒是頭家第一次帶我們去電影院，我就在門口撿到1元美金，如果是10元那就更好了，當時還沒開始剉甘蔗呢，真的很開心！
和先生一同前往沖繩的燕枝，和頭家的互動似乎又比其他人多了點：
我的頭家有參加過二次大戰，死裡逃生活了下來，他曾帶我們去參觀海邊的防空洞和地道，給我先生零錢去看電影。頭家和我先生很談得來，有點像父子，他和我公公同歲，身上有很多戰爭時子彈留下來的傷痕，還曾經秀給我先生看。頭家對我們夫婦很不錯，回國時送我先生按摩器和皮衣，也送我一套衣裙。
綜觀上述，頭家對女工日常的噓寒問暖、注意女工的生活起居、雞同鴨講的溝通等，如實呼應了南大東島島民與女工之間生人及家人的關係，彼此既是生人又像家人，若即若離、忽冷忽熱。蔗農對收工後的休閒安排是有費心，這和他們提供女工休閒時的異鄉客等諸多老照片對照，也可獲得佐證。
與其他島民的相處
離開了蔗農家的庭院後，大多數女工因為「聽不懂、不知道、沒機會或心生害怕」，她們對島民的觀感其實是陌生而遙遠的。「除了蔗農的家人外，幾乎沒有見過其他男性，只有一次晚上去糖廠的路上巧遇，但心裡覺得害怕，後來沒有再出門，也很少再碰到。」「確實沒碰過什麼其他男工或女工，因為是住頭家那裡，也沒機會認識什麼人，當地都是老人，年輕人都外出工作了。」因此，我僅以警察、開載蔗火車的司機、無法指名的當地人三例來說明。
美音的經驗是與當地警察的交手，她不諱言地說：
那邊的警察也對我們客氣，穿著白襯衫看起來很乾淨，幫我們拿行李平安送上飛機，可能是知道我們拿觀光簽證來非法打工的。在警局我說要回台灣了，請他煮豬腳麵線給我們吃，他真的照做，還請我們吃蘋果，我想當地的警察都知道我們是非法的，我們也都被盯上了，其實我真的很想再去。
女工和當地人的接觸真的很少，過程也不一定順遂。輪到玉蟬煮晚飯時，她得提前離開蔗園，回程路上碰到開載蔗火車的日本人，常常邀她搭便車，但不會日語的她，連頭家的姓名住址都不知道，只能搖手，可惜啊！（露出惋惜的表情。）
記得自己是被分派到南大東島北區的玉蕊，說出了她的心聲：
我曾經搭過當地人的便車，只要我說頭家的名字，他們就知道了。在那邊搭便車時，都要先說你是在哪裡工作，頭家是誰，之後才能上車，但通常就是問一下而已，不會拒絕載你！南大東島的人都很有禮貌，碰到人會點頭或打招呼，說早安或日安，頭家的鄰居也會泡咖啡給我們喝。除了頭家外，我也沒認識什麼當地人。那邊的人我們管他叫「琉球蕃」。
從「琉球蕃」這種用語可以猜到，女工對於無法指名的當地人是有揶揄的，出國多次的海松會用台語罵人，反正他們也聽不懂；紫鳶聳聳肩幾許無奈地說，曾聽過沖繩人罵女工是「台灣豬」，但又能怎樣！她也略帶輕蔑地說，「阿球語」她聽不懂，也沒有和當地人交流，「阿球仔」愛喝酒衛生不好，看起來髒髒的鬍鬚很長，好像很懶惰，生活也不太好。
台灣女工如何回望沖繩？
從和善的頭家和不解的島民兩個層面，說明了女工如何回望沖繩人，主要發現有三點：
首先是和頭家的關係。女工對蔗農家的評價普遍良好，似乎沒有太多的怨言或不滿，女工在辛苦的砍蔗之餘，透過飲食及煮食轉移注意力、也補充消耗的體力，特別是新奇昂貴的食材（牛奶餅乾、魚類、蘋果、羊肉大餐），對於當時不識字、出身貧困農村的她們而言，是異文化體驗中少有的奢侈享受，此點回應了蔗農對台灣女工的極儉印象。
蔗農和女工確實有擬似家人的情誼，雇主和僱傭藉由食材的提供與傳遞，維繫了一種和平安穩的關係。蔗農對於她們收工後的休閒安排，是女工跳脫平日作息時空，得以在蔗園、宿舍兩地以外短暫放鬆的片刻，電影院、其他蔗農家、市場大街成為她們接觸異文化的稀有場所，雖僅止於蜻蜓點水。
在和蔗園或農莊女工的先行研究對照後發現，女工和蔗農無法脫離雇主—僱傭的主從關係，但女工未必就感覺身處於壓迫之中，特別是身處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等多重夾殺下，感受到不對等關係的壓迫，台灣女工選擇穩定、認分的相處模式，沒有出現什麼日常反抗的舉動，力求僱用期間的和諧。原因可能出在女工本身的意願和能力有限、來沖繩之後的生活作息封閉，使得她們「不足以」去積極抗爭或反抗雇主的不友善對待。
但平心而論，女工或許主觀上並未承受來自頭家太多的苛待，也不認為有需要去爭取或反抗什麼壓迫。我看到的光景是，異文化關係下雇主與僱傭各取所需，彼此都只是生命的過客，能做的就是適時地理解差異、適應差異，勞雇雙方才能相安無事。
第二是和頭家以外島民的關係。有人覺得自己受到歧視，認為島民骯髒懶惰，乃至心生恐懼並加以揶揄，季節性農業移工對接待社會的疏離感可以想像，在20世紀初從東歐遷徙到德意志的短期農業移工身上，也有類似的狀況。但情況也不全然如此，近年來中國桂林西南的越南砍蔗女工大多來自和廣西壯族同根生的族群，她們在與蔗農的共同生活、勞動和互動中強化了文化認同。蔗農邀請她們參加千百年來盛行於桂、越跨民族地區的儂峒節及傳統節日；砍蔗工也在對節慶習俗的認同中，延續跨國族群的親密感與熟悉感，體會到他鄉猶如家鄉。
反觀大林女工在沖繩南大東島的情況，跨海移動的距離遙遠、不同文不同種、雇主－僱傭彼此身分懸殊、殖民／被殖民的歷史關係無法抹滅，以及本身的意願和能力有限、來沖繩之後的生活作息封閉等因素，女工面對頭家以外的島民難有互動或建立關係，她們腦海裡存放的異文化體驗就只是短暫、零碎、稍縱即逝！
第三則是男女關係。即便訪談時我也曾含蓄地提問，從女工的口述中，我全然聽不到與女性身體、男女性愛交歡有關的任何內容。究其原因可能出在，當時她們大多中年已婚，有人甚至已經做了祖母，要發生這些事的機率並非全無，但是極低，年齡、已婚與否當然是影響的主因。此外，即便真的發生過，和南大東島的男性受訪者相比，這些高齡女工對此願意侃侃而談者，恐怕也不多。
然而，換個場景情況可能不同。1960至70年代石垣島不少男性都很期待到鳳罐工廠做事，因為工廠裡面年輕漂亮的台灣女孩真的很多，特別是想在倉庫工作，那裡是談戀愛的好所在。確實，2011年初我在石垣島訪談琉球華僑總會八重山分會的會長吳屋寬永時，也聽聞類似的故事。他坦言：「60至70年代每當送完貨要返家時，我都會去女工宿舍打聲招呼，下班時間都是傍晚，如果遇到女工正在吃晚餐，我通常也會被留下來一起用餐。鳳罐廠女工的年齡大概都在20至23歲，女工把我當成弟弟，裡面有好幾個年輕又可愛的小女生，或許是日久生情吧，也強化了我對台灣的想像與認同。」可以想見，同樣是漂洋過海的台灣女工，南大東島砍蔗的中年婦女與石垣島鳳罐廠的年輕妹妹，她們的情慾世界與體驗，完全迥異。
近年來，試圖翻轉主流論述對少數族裔女性刻板印象的作品紛紛出爐，華裔美國劇作家林小琴（Genny Lim）在《苦甘蔗》（Bitter Cane）中對華裔女性的遭遇進行深描，挖掘19世紀80年代夏威夷甘蔗園華裔女性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的雙重壓迫，體現華裔女性為爭取獨立、改變自身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當年的美國華工是被邊緣化的種族，華裔女性更是被剝削和奴役的對象。但《苦甘蔗》的女主角泰麗被塑造得相當飽滿，聰明美麗、堅強自立、會為自己的利益抗爭奮鬥，雖然，她始終無法掙脫中國文化的苦命枷鎖，而表現出女性軟弱的一面，可是，她也不全然等同於傳統女性，她不信命運安排、敢於抗命。
對於「1960至70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到底是誰？」這個提問，我無意、也無法塑造出如《苦甘蔗》女主角泰麗那樣嶄新的女工形象，台灣女工唯有被拼湊，才能漸趨完整。然而，拼湊出來的台灣女工，可能哪裡都存在、但也哪裡都不存在，我們不難在其他女性、女性移民或女性移動者身上找到勤奮的砍蔗工、休閒時的異鄉客、節儉達人與消費者、生人及家人、或沖繩媒體再現上工與收工的她們、性幻想的投射對象、寄生蟲的高帶原者等似曾相識的身影，因此，也很難斬釘截鐵地論斷台灣女工非得是什麼或不是什麼，台灣女工本身是複數的存在，是流動的、暫時的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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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離．返．留．守：追尋一九六○—七○年代沖繩的臺灣女工
作者：邱琡雯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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