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羅德瑞克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了，或者說它仍然極具活力。這段時間以來專家們一直在用這兩種說法形容它，但無論按照哪種說法，都無法否認經濟政策領域正在出現某些新的事物。

美國總統拜登呼籲在社會項目、基礎設施以及向綠色經濟過渡方面大幅擴張政府開支，希望利用政府採購來重建國內供應鏈，並將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他手下的財政部長珍葉倫（Janet Yellen）正在推動全球協調提升企業稅，而美聯儲——傳統上在價格穩定方面立場最為鷹派的政府部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則在淡化通脹憂慮並表態支持財政擴張。

所有這些政策變化都代表了與華盛頓傳統智慧的巨大背離，那麼它們是否也預示著一種新的經濟政策典範？

美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早該實施全面改革了。自1980年代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有人稱之為華盛頓共識、其他人則將其定名為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最初是因為凱恩斯主義和過度政府監管被認定失效而日益得勢的。但它們隨後脫離了設計者的本意，催生了一批高度金融化、不平等且不穩定的經濟體，而這種經濟體卻沒有能力去應對當前那些最重大的挑戰：氣候變化、社會包容和破壞性的新技術。

實現所需典範變革的一個有用手段可能是從我們如何教授經濟學開始。經濟學家往往會迷戀市場推動整體經濟繁榮的力量。亞當斯密筆下那只「看不見的手」——即只追求個人財富的自利者可能催生集體繁榮而非社會混亂的想法——是經濟學專業皇冠上的其中一顆明珠。而它也依然是極為反直覺的，這或許就是經濟學家為何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宣傳市場魔力的原因。

但經濟學並不是對自由市場的讚歌。事實上大部分經濟學教義都把重點放在了市場如何產生過多不平等狀況以及如何在有效分配資源方面失靈等方面。能和諧地產生穩定均衡狀態的完全競爭市場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斯密模型也不是唯一的一種。但許多經濟學家的本能反應就是要將運作良好的競爭性市場，作為任何擬議的偏離自由放任方案的相關基準。

所幸確實存在一種新的經濟學教學典範。CORE項目是一個線上教學工具和免費開放式教科書。兩位一流經濟學家——聖達菲研究所的撒母耳·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倫敦大學學院的溫蒂卡林（Wendy Carlin）——是其背後的設想者，同時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參與了該項目的合作開發，且目前已被應用於英國大多數大學的經濟系。

CORE方法的一個關鍵優勢是它能直面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但在教學上更為有趣的舉措是它用各類更為現實且有用的替代性基準取代了多個經濟學標準基準。比如與傳統經濟學相比，CORE假設個人是社交性且短視的，而不是自私和富有遠見的。競爭是不完美的，具有贏家通吃的特點。權力始終以勞動力和信貸市場中的委託-代理關係的形式存在，而不是被視為分散或外生的。經濟租金無處不在且往往是經濟良好運行的必須品，而非小機率事件或政策錯誤的結果。

這樣一種新的經濟學教學和實踐典範將產生對社會結果的更良好理解。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它不會產生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典範——而這也是理所應當的。

我們以前所有的政策典範——無論是重商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普通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自身都有其重要盲點，因為它們被視為某種可以適用於任何時間地點的普遍性方案。而每個典範的盲點都不可避免地掩蓋了它為我們思考經濟治理所帶來的創新。其結果就是過度延伸，以及要麼對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過度樂觀，要麼又表現得過度悲觀。

經濟學中任何政策問題的正確答案都應該是：「這取決於……」。我們需要經濟分析和證據來填補預期結果所依賴的細節。一些真正有用的經濟學關鍵字則是偶然性、背景性和非普遍性。經濟學教導我們有財政擴張的時候就有財政縮減的時候；政府有時應該出手干預供應鏈，有時也應該讓市場自行其是；有時應當調高稅率，有時則應該壓低。貿易在某些領域應該更加自由，同時得在其他領域受到管制，而描繪現實世界情況和不同類型干預措施的可取性之間的聯繫則是良好經濟學的意義所在。

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一些需要新經濟手段和重要政策試驗來應對的重大挑戰。拜登政府已經啟動了一個大膽且姍姍來遲的經濟轉型。但是那些正在追尋一個新經濟典範的人們應該小心把握自己所希望達成的目的。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創造下一個僵化的正統觀念，而是學習如何讓我們的政策和機構適應不斷變化的緊急狀況。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eware Economists Bearing Policy Paradigm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