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末日」、「美國世紀落幕」、「美國時代告終」諸如此類的標題，近來散見各大美國報章評論，彷彿美國大勢已去。美國史學家 Maurizio Valsania 文章卻提醒，早在美國獨立之初、還未榮登世界霸權之時，輿論已經憂心國運衰落，這股悲情其實伴隨美國成長 200 多年。
任職意大利都靈大學美國史教授的 Valsania 指出，在美國立國初年，社會曾經彌漫悲觀情緒，傾向覺得國家前景黯淡，即使是政治領袖亦不例外。「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傑佛遜談及美國奴隸制時，其擔憂更上升到形而上學的層次：「每當想到上帝是正義時，我不禁為自己國家戰慄：祂的正義是不會長眠的。」
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上任前數年曾慨嘆：「我們的國家將像其他國家一樣，將自身事務交到狡猾的傢伙手中。」他在完成一個總統任期後，對前景更見悲觀：「我們沒有蒙受上帝特別的庇佑。我們不是甚麼天選之人（chosen people）。」
當時，英國和法國仍然是世界霸主，位於新世界的年輕美國聯邦，正進行各種民主實驗，國力卻顯得脆弱不堪，以致很多領袖曾經主張，美國需要新憲法與強大的中央政府，方能避免亡國之運。
開國元勛咸美頓、麥迪遜和約翰傑伊（John Jay）便撰寫 85 篇文章，輯錄成「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以說服美國人採用新憲章，其中「悲觀主義」（pessimism）是作品最常用詞彙之一。這不僅是修辭手法，他們在文中確信社會搖搖欲墜，行將墮落深淵。咸美頓稱美國即將面臨「掠奪與破壞」，麥迪遜則批評鼓吹聯邦解體的政客，把美國推向「黯淡與險惡」的未來。
兩種不同的美式悲觀
18 世紀末，總統候選人陣營互相攻訐成為常態。康涅狄格州有報紙警告，傑佛遜一旦當選「將會公開教導和進行謀殺、搶劫、強姦、通姦和亂倫，空氣將彌漫著淚水和苦難，土地將滲透鮮血，整個國家充斥著罪行」。
專研美國早期歷史的 Valsania 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上述說法，理解為純粹誇大其辭的競選宣傳技倆。正如今日杜林普與拜登陣營互罵，描述對手當選後的悲慘前景，背後同樣有相當實在的集體情緒支撐，類似的擔憂一直伴隨美國成長。
政治學家 Francis G. Wilson 把這種美式悲情分為「絕對悲觀」與「有條件悲觀」。絕對悲觀者認為，所謂美國根本是個大謊言、大騙局，是詭詐的白人男性玩弄女性、原住民、非裔美國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的結果，這樣的國家應當受詛咒、沉淪和被遺忘。
但 Wilson 認為，這種極端厭世情緒，普遍不受政治領袖、記者、評論家與歷史學家歡迎，他們對未來更傾向於有條件悲觀。他們會提出災難即將到臨的悲觀預言，試圖透過解決方案帶來新希望，形象近似希伯來聖經中、猶大國滅國前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
美國國力當然不會歷久不衰，但國運衰落的警示其實由來已久。從宏觀歷史視野觀之，無論客觀形勢如何惡劣，這種憂患意識曾經不斷警惕和動員美國人，為共同目標奮鬥。Valsania 因此相信，同一份美國式的悲觀，終究可以滋養出叫人樂觀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