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民國之死》：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文：余杰

【穆罕默德・伊敏：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前略）

東突何以成為「東突」？

維吾爾人以及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數民族，並不認同中國官方使用的「新疆」這個名稱（當然也不認同充滿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色彩的省城的名字「迪化」，即為啟迪、教化野蠻的土著居民），他們所使用的自我稱謂是「東突厥斯坦」。「東突」這個詞早在八世紀就已經出現在阿拉伯的地理學著作之中，而中國隋唐史也記載「東突厥」作為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一線以東的中亞地區諸政權的統稱。

在這一廣闊的區域之內，現存最早的原住民族是維吾爾族，人種和語言上屬於突厥語族的一支。根據歷史民族學的研究，突厥語族約六世紀興起於阿爾泰山，可能帶有匈奴血統，突厥語族現在是中亞與西亞各國的主體民族之一，如土耳其、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國，俄羅斯與伊朗也各有大量突厥語族的人口。東突地區原為佛教信仰，十到十五世紀期間東突與其他中亞地區逐漸完成伊斯蘭教化，伊斯蘭教成為統合該地區之紐帶，中亞地區的突厥人群與伊斯蘭宗教文化樣貌就此成形。

近代東突主義以及維吾爾民族意識的成形，得益於「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這場啟蒙運動的思想源泉來自於俄國喀山的韃靼人居住區域和土耳其。從語言來看，維族人使用的維語近似於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泛突厥民族的語言，維族知識分子更容易從這個語言系統中汲取文化思想資源。反之，精通漢文的維族知識分子是少數，中國發生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統一，對維族人沒有產生太大影響。而從留學生引入新文化新思想的層面來看，近代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選擇去歐美和日本留學，歸國後帶回留學目的國的思想和理念；新疆的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則傾向於去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留學。這種不同的選擇，也與地理和交通條件的限制有關。

泛突厥主義運動的創始人是生活在俄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加斯普林斯基。一八七八年，加斯普林斯基被推舉為巴赫奇薩拉市長，從此在社會大舞臺上施展身手：以文教啟民為己任，創辦報刊、革新教育、參與政治，成為俄國穆斯林社會近代化的先驅。加斯普林斯基先後創辦了《達夫里塔》、《鐵爾米曼》（翻譯家）、《民列特》（民族）、《婦女世界》等報刊。《鐵爾米曼》從一八八三至一九一八年間連續出版發行，從未中斷，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國泛突厥主義的喉舌，在俄國海內外的穆斯林中產生巨大影響。這些報刊也流傳到新疆，被維族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傳播。

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義是要對抗沙俄當局「強制同化」的政策，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為突厥民族創立結合奧斯曼土耳其語和克里米亞韃靼語的「共同語言」，「這是從巴爾幹半島到中國長城、從波斯普魯斯海峽的船夫到喀什噶爾的駱駝客都能理解的語言」。他強調，既要同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又要把全體民眾從伊斯蘭保守主義的愚昧中解放出來。在他和一幫同仁的推動下，喀山成為俄國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蘭世界中扮演著不亞於伊斯坦堡、開羅、貝魯特的角色」。維族社會加深了與韃靼社會之間的交流，是因為在作為被統治民族而尋求民族未來出路的問題上，這兩個社會具有相似的地方。

然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用牛刀殺雞，在嚴厲鎮壓突厥民族主義分子後，將突厥語穆斯林劃分為多個民族，數十年的突厥一體化成效毀於一旦，從而使泛突厥主義在其發祥地遭遇毀滅性的打擊，一些大難不死的殘兵敗將移師土耳其，圖謀東山再起。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維族從古典走入近代的轉型期。工業的萌芽先從伊犁開始，一九〇一年，第一家電廠正式發電運作。與之相配套的是文化教育的現代化。位於喀什城市北面的阿圖什縣的工商業資本家穆薩巴約夫兄弟，是新式學校的先行者。他們投資開辦了維吾爾族社會第一所新式學校。這些「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深刻的危機感」的開明派知識分子發現，傳統的伊斯蘭經學院的教育陳腐不堪，年輕人在其中學習五至七年，只能死記硬背部分《可蘭經》經文，卻連基本的閱讀和書寫都未能掌握，更不用說獨立思考了。於是，他們推動普及新式教育——除了伊斯蘭教育之外，同時教授歷史、地理、數學、化學等近代科學知識。在一九一〇年代，伊犁、吐魯番、奇台、哈密、庫車、阿克蘇等地先後建立起規模不等的新式學校。

這些新式學校從土耳其聘請一批學者擔任教師。比如，應穆薩巴約夫家族的邀請，土耳其學者艾哈邁提・卡瑪爾來到喀什噶爾地區，於一九一四年，在依克沙克建立了維吾爾社會第一所師範學校。卡瑪爾在學校中教學生演唱土耳其進行曲，宣揚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思想。他希望通過教育喚醒維吾爾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識，讓他們支持作為「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奧斯曼帝國。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思潮影響，一批維族知識分子將「東突厥斯坦」這個稱謂由「他稱」轉變為「自稱」。

當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本身已經在西方的壓力下岌岌可危，經過一戰更是土崩瓦解，剩下的部分領土蛻變成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即便如此，土耳其居然還能向中亞輸出伊斯蘭及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跟隨同清帝國一同衰落的中國儒家文化形成頗有意味的對照——原來在儒家文化圈中對中原文明頂禮膜拜的日本、韓國、越南等，目睹中國被西方列強擊敗和羞辱，紛紛拋棄儒家文化，爭先恐後地向西方學習。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經歷了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全盤否定儒家思想，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自身也轉型成為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