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台版《熔爐》的電影《無聲》，取材自10多年前台灣南部發生的一起啟聰學校性侵案。2005年，一名女學生在學校被學弟性侵，向老師反應，老師卻視而不見，直到幾個月後女生的媽媽發現不對勁，向人本基金會求助，才揭開這一系列的校園性侵事件。
事情的細節，相信大家從新聞報導中都已經看過不少。而我思考的則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我們又可以如何解決？
為什麼發生了性侵這麼嚴重的事，卻可以隱瞞這麼久？
檢索報導，我們會發現：雖然整個案件是從2005年的一起性侵案開始被注意到，但其實早在30～40年前，就可能已經有類似的狀況。也就是說，性侵根本是已經長期發生在學校裡的事。
在那個年代的台灣，一般人對身心障礙者並沒有足夠的認知，難免會有歧視，也很可能抱著「反正他們也不能向誰說，我就裝作沒看到，免得麻煩」的想法。當時相關法律也還不周全，《性別平等教育法》要到2004年才公布，再加上性教育不足，長久累積下來，就成了大家都知道卻不說的「潛規則」。
另一方面，要說出自己被性侵本身就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根據2017年11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公布的一項數據，全世界約有1,500萬的青少女曾經遭遇強迫性行為，卻僅有1%會求助。說出口不僅是揭露自己難以面對的隱私痛苦，還要面臨可能被貼標籤、被以異樣眼光看待的恐懼。如果加害者是有權力的人，更可能會面臨其他人的質疑：「他是老師欸，怎麼可能會對你做這種事」、「一定是你自己做了什麼，才讓人這樣對待你」。加害者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地位威脅對方，再加上學校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長久下來學生也學會自己默默承受。
電影中有一幕，飾演老師的劉冠廷質問校長：「我從來沒有看過你對學生比過手語，你真的會手語嗎？」作為教育者，理當應以理解學生、教導學生、幫助學生為重心，然而有些老師們工作久了，會失去一開始的熱情，上層沒有做好管理，就可能會發生職業疲乏。每當發生一件性平案件，就會有一大堆的文件要處理，要跟教育部、社會局聯繫，甚至要上法院，更別說需要長時間輔導兩方學生，工作量非常大。要是學校常常發生這種事情，因職業疲乏而懶得處理，並不是不可能的狀況。
那麼，事情究竟是用什麼方法被隱瞞的呢？在《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以前，法律並未規定學校在碰到性平事件時需要強制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再加上當時台灣對於「性」這個話題相當封閉，事情發生可以找家長私下解決，學校也會以「為孩子的前途著想」等各種理由，不希望讓事情擴大。那時的情況大概是這樣被隱瞞下來的。當然，學校裡面可能還是會有正義之士，對這樣的做法感到不平。可是當周遭同事漠視、上層施壓，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很可能也只好跟著噤聲。
啟聰學校的事件，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事情發生後，學校改善了許多硬體設備，從原本的大通鋪改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廁所也設置了求助鈴。但這些加害者學生跟受害者學生是否有得到心理輔導？學校長久以來的陋習，又是否真的有改善？
一如許多人的懷疑，我也覺得被報導的事件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不妨想像一下：假如一家孤兒院發生性侵事件，而機構有意隱瞞，那位被性侵的孤兒該向誰求救？他沒有家人為他發聲，聰明一點的孩子，或許可以向讀書的學校或警察局求救，但他終究要回到孤兒院裡，在成年離開那裡之前都可能被指指點點，要承受排擠和冷落。這樣想一想，好像真的還不如隱瞞下去。更不用說身心障礙者，可能因為各種困難而不知道怎麼向外界求援。
在南韓的事件中，老師得知真相後向當地的身心障礙諮商中心舉報，與民間團體一起為受害者討公道，但校長動用人脈、公款，與受害者家屬達成和解，反而汙衊吹哨者才是加害人。判決時，涉案老師只被罰款約2萬美元，校長罪名也被撤銷。之後發生的是吹哨者老師被革職、曾經為受害者說話的老師減薪、涉案老師繼續在學校任職……直到這個故事被拍成電影，促成相關法規的訂定，涉案老師才被改判為入獄12年、公開身份10年以及加裝電子手銬10年，學校則被關閉並由政府接手。
而在國際上，這類的事件發生後又如何處置？2018年８月美國賓州揭露該州300名神父在過去70年間累積性侵了上千名兒童，其他16個州也開始調查神職人員性侵案件，查出更多性侵的案件，並開始立法修正原本有利於加害者的法律，比如延長法律追溯期，讓更多長大後的被害人有勇氣提出告訴。2016年在阿根廷的啟聰學校也有受害者出面控訴2位神父以及校工長期在校內宿舍及廁所猥褻甚至性侵學生，還有多位校內職員也涉入此案。最後2位神父分別被判處42及45年有期徒刑，且被終生褫奪公權，而學校也已經關閉。
回到台灣的《無聲》，我們的政府是否需要對社福機構進行加大調查，並訂定更完善的法律，讓加害者以及漠視的人受到應有的處罰？我相信，這也是看過電影的人共同的期望。
（作者為路得啟智學園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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