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說國語有口音，我媽在台灣生活的 20 年間有過許多糟心事：打電話去彰化縣政府問女兒去臺中念私立國中，能否續領身障子女書籍費補助時，對方回應：「家裡窮就不要把小孩送到有錢人的學校」。
媽媽跟老爸去郵局辦事時，因為不懂而多問了幾個問題，櫃檯便不耐地喊：「不懂就不要來浪費人家的時間」，氣得他們回家要我幫忙客訴。
更離譜的一次，我媽牽著我走進一間台灣人開的、裝潢頗新的美容院，想要接睫毛。接待小姐看我長得跟媽媽完全不像，媽媽說話又「不像台灣人」，就壓著聲音問我：「妹妹，你告訴我，她是你媽媽嗎？」完全不顧我媽就在旁邊。
因為說話有口音，就同時被瞧不起窮、被看不起沒知識，還要被懷疑拐走別人家的女兒。
如果一個沒讀過書、國語講不標準、因為做工而膚色黝黑的台灣老爺爺帶著一個白嫩小孫子出門時，他會遭遇如此對待嗎？我想不會。
因為在台灣，我們每個人家裡可能都有一位這樣的阿公，他的台灣國語讓我們感到親切──我們能體諒阿公年輕時沒讀過太多書，不會因為他多問幾個問題就不耐煩，更不可能懷疑阿公是人口販子，除了我們看習慣這樣的組合外，還因為我們會把阿公走路時護著孫子肩的那隻手看在眼裡。
但相反地，東南亞口音讓我們感到警戒，也就更遑論看到口音外的事物了。
為什麼我媽說話有口音？
簡單來說，她不在台灣長大，講話當然有口音。但要說詳細一點的話，這故事可就長了：
我媽出生在柬埔寨一個廣東人家庭，從小會講廣東話跟柬埔寨話。日子動盪，5 歲那年，外公外婆生病沒藥醫，雙雙病逝了。紅色高棉開始掌權，不許華人學習中文，家裡的祖先牌位都得藏起來。因為怕人民學會認字之後，就會掌握知識，擁有反抗的能力，連路邊放映的野台電影院也不准放柬埔寨文字幕。
3 年後，1979 年越南進攻柬埔寨，紅色高棉瓦解。
當時才 8 歲的我媽與舅舅，從紅色高棉鄉下的集體農場被放出來。因為柬埔寨民生被摧毀得差不多了，生活不下去，她跟哥哥做出當時很多存活下來的柬埔寨人都會做的決定：到越南討生活。白天哥哥去工廠上班，我媽她就去市場賣餅。剛開始她就只知道怎麼用越南話賣餅，其他完全不會講。有時候遇到惡霸吃餅不付錢，她追是追，也沒用。一個 8 歲的柬埔寨華裔小女孩，越南話講得不怎麼樣，誰會理她？
每天賣完餅，她就走很遠很遠，回去跟哥哥會合。他們的全部身家只有各自身上的一套衣服，一個鍋、一張席子，晚上找到誰家門口屋簷下不趕人，就睡哪裡。「也不是每家都會趕，有的人看到還是可憐你，一個 10 幾歲哥哥帶著一個小妹妹。」雖說這樣，常常兩兄妹下班回「家」發現席子或鍋子就不見了。
這樣顛沛流離的日子過了許久，我媽也錯過了上學的機會。本來家族裡不管生男孩女孩，都會送去華人開的學校上學。在金邊，你可以從國小讀到高中都讀中文學校。像我的三個表哥長大的時候，家境穩定一點之後，都是同時上兩個學校，早上上華人學校，下午上柬埔寨學校。中文學校不只學中文，而是用中文學所有學科，所以數學要學兩次。
2、3 年後，媽媽跟舅舅回到柬埔寨，日子艱難，照過。又過了好幾年，幾經輾轉又回到了金邊，媽媽這時已經 15 歲。每天到印刷廠上班，日子漸漸安穩。存了點錢，去上夜校，學中文會話、學寫中文字、讀文天祥寧死不屈這種古老的課文。她第一次上學，很辛苦，不過還年輕，很快她也能把字寫得很整齊，在格子簿裡練習給舅舅寫信。
後來嫁到 98% 人口都是閩南人的彰化，媽媽學會了台語。我家裡所有親戚都講台語，前面幾年媽還不會台語，大家就遷就著跟她說國語。但她學得很快，很快地就能跟工廠師傅聊天，說「時機歹歹吼，錢歹賺」，逗得師傅哈哈大笑。
就這樣，在 35 歲左右的年紀，沒有受過任何正式教育的她已經集滿柬、廣、越、國、台五種語言。她用她知道的語言體會著不同生活的快樂，她吃飯時跟我們一起看黃金夜總會，認識賀一航、澎恰恰等主持人，喜歡聽黃西田、黃乙玲、葉啟田等經典台語歌手唱歌；她跟越南小吃店的老闆娘聊天，還三不五時因此拿到免費小菜；她在台灣吃港式飲茶的時候，用廣東話跟我抱怨這個蝦餃有多不正宗；她用國語跟工廠的泰勞說：「我知道你疼老婆，但你也不要賺的錢全部都寄回去，要留一點吃飯。這不是什麼高貴的東西，不過這袋刀削麵你拿去煮，一個年輕男人吼，不要一直省錢吃泡麵。」
口音到底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南非脫口秀喜劇演員 Trevor Noah 的答案：「口音是你解讀別人說你母語的方式。」這個說法很有意思。
他繼續跟他的美國觀眾說：「就像我們聽俄羅斯人講英文，無論他講什麼感覺都是在幹非法交易。但他轉回俄語的瞬間，你會覺得他只是一個在跟兄弟講電話的移民。」
「因為我們聽不懂俄語，但聽得懂英文，所以很自然會先入為主帶有想法、甚至是偏見。然而這些偏見不一定有意義。」
對柬埔寨人來說，我媽說柬語聽起來就像一個久居國外、現在一定很有錢的柬埔寨人；對越南人來說，我媽是一個總用不標準南越口音喊老闆娘「người đẹp 」（美女）的嘴巴超甜顧客。
對台灣人來說，我媽講國語總發不出四聲，人們就會想：啊，這個是「嫁過來的」；對菜市場的老闆來說，我媽講台語聽起來是個精明女人，上一秒誇你水果甜，下一秒就要老闆少算 30 塊。
對香港人來說，我媽說廣東話咬字清晰的像超古老廣東電影，會讓他們想起自己在廣東鄉下的外婆。
所以，當我們聽到不同的口音會有不同的印象，是正常的事。
問題是，我們選擇要不要讓我們的這種「印象」，影響到我們對一個人的看法。比如說我剛到美國的時候，英文還不好，發生過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學校餐廳打工，我在倉庫找剪刀，想要剪開蘋果紙箱。一個美國廚師問我在找什麼，我說 “ scissor “。「啥 scissor， “ caesar dressing ”（凱薩沙拉醬）嗎？ 」她困惑地說，因為 scissor 跟 caesar 聽起來一樣，有時候我們得到廚房拿一桶桶凱薩沙拉醬出來補。
經過我一番解釋之後，她豁然開朗的說：” Ah! ScissorS! ”又立刻用浮誇的語氣補上了一句：「Where ARE you from？」 （你到底是哪國來的啊？）
我只能悻悻然說台灣，同時覺得廚師對我工作很累時的英文小錯未免也太苛刻了。
第二件事是大一時，我去找我的中古西班牙族群史的教授聊天。中間她聽不懂我說什麼，請我重複。重複第二遍她還是聽不懂，我就很不好意思的說：「抱歉，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主題，可是我還沒學會怎麼用英文『談論』歷史。」
她說：「噢，千萬不要說對不起，你說你 3 年前才開始自學英文，已經很不可思議了。要不是你會講英文的話，我今天就沒有機會跟你聊天。你能想像我能用中文『談論』什麼鬼嗎？」
老實講，我只是希望不只是在國外的時候，我希望在台灣的時候，人們也能對有口音的我媽，更友善一點。
《關於作者》
劉育瑄
22 歲，出生於台灣彰化，東南亞新二代，柬埔寨華裔媽媽和台灣爸爸的台灣囝仔。美國 Wesleyan University 社會研究系大三生。每天體驗著不同階級、種族、性別認同等各種少數群體的碰撞。撰寫多篇探討新二代議題文章，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鳴人堂、轉角國際等專欄。
希望透過書寫自己身為新移民第二代身份在台灣的處境，呈現文化差異中的共同情感，撕去社會刻板印象的標籤。
FB / IG：劉育瑄-你家隔壁的新二代
備註：本文摘自劉育瑄的《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由創意市集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