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14年，王汎森院士在第一屆唐獎漢學演講會場中擔任介紹人，提到他17歲時在台北市街頭看到一張《中國時報》的副刊，刊載余英時先生〈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他表示，相信很多與他年紀相仿的人，都是在那天第一次接觸余先生的文章，自此以後，總是期待余先生的下一部著作、下一篇文章何時出現。
中國大陸學界有種貼切說法：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余先生的著作與文章對許多人都有深遠影響，自然我也不例外。然而，我也很留意余先生接受媒體採訪的影音記錄，這對我來說有十足的幫助。余先生的口述具有條理、理性又帶有情感的充分展露，彷彿讓我們看到歷史學者的眼中有無數精彩的世界，並能提出世上不公平的事讓人注意，對當代讀者來說，很受用也很珍貴。特別在余先生已離我們遠去的此刻，我想意義是格外深遠的。
目前可見的影音紀錄，讓我覺得余先生好像一直都在。他的影響力如同胡適所言「永遠有利息在人間」，透過影音，更可以直接感受到這句話的魅力。
不僅是學者，更對社會有關心批判
學術世界裡，學者多半被視為「象牙塔」的代名詞，但在此我並無任何價值判斷之意，只想指出大家習以為常的既定印象，現今有增無減。然而，余英時先生不僅有學者對學問的敬業，也由於著作與影音的流傳，以至於我們無法將他與「象牙塔」的既定學者形象畫上等號，至少在公共議題的發言是這樣。因此，這更凸顯出余先生的特別之處。張灝教授稱余先生為「公共知識份子」，意即不僅是做好專業，也對社會有所關心與批判。
余先生接受採訪的影音，我沒有具體統計過共有多少部，事實上這也是一項待統整的工作，可能網路上可以找到的資料尚不完備。我也記得余先生接受採訪時提到的基本態度：不希望別人吹捧他（原話是「吹泡泡」），接受採訪所說的，只是站在人的尊嚴講幾句話，不說神話，不說鬼話，只說最普通的人話。基本上是從文化觀點出發的。
由於影音有其時間限制，製作上又相當留心是否能吸引讀者注意作為主要考量，因此往往呈現的是受訪者思想的精華，並能在有限時間被觀眾理解與掌握，而達到一種親切的認識。荀子說：「學莫便乎近其人」，我始終覺得透過影音觀賞的學習，可以打破時空隔閡，很可以達到「近其人」的良好效果。
從影像中親炙大師風範
限於篇幅所致，不能對所有我觀看過的「影音余英時」做詳細的介紹，本文僅是從幾個面向談談自己的感受，表示對余先生的敬意。
我最早接觸余先生的影音紀錄，應該是2003年在公視播放的《文化大師薪火相傳》節目。在那之前，我沒有看過余先生的任何著作。節目中，製作單位好像把整個攝影棚的器具都搬到普林斯頓大學。那時余先生剛從普大退休不久，學術活力仍然非常旺盛，訪談間感覺他還有無數學術議題仍待開拓的研究熱忱。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節目中出現一個放大鏡，放在故紙堆上，頓時字字句句變得鮮明清楚，影片所要彰顯的精神好像偵探辦案，企圖找出任何蛛絲馬跡、可供破案的線索，只是把焦點轉換為古代思想與文化而已。那樣的畫面令我感到十分有趣，原來文科學習不是只有背誦，當下引起我在智識上發現問題與解決疑惑的趣味。
另外，現在所說的「自由」的滋味，余先生所言經過羅湖橋時「頭上一鬆」的神奇感受，我就是在那部影片看到的。余先生對「自由」的描述與手勢動作，彷彿也讓我真的感受到什麼叫做「自由」，那不是筆墨的、思辨的，而是具體感受的。之所以如此說，在現在的時代看來更為重要：自由已成為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必要，而不是一種隔閡、有待突破的窘境。當然，也必須防備有失去自由的危機。總而言之，余先生的談話帶給我很深的印象。
接下來的一部採訪是2007～2008年香港電台製作的「傑出華人系列」，在這部影音節目中，我第一次看到余先生的書房「小書齋」、余先生談自己研究陳寅恪詩詞卻意外得到「作者知我」的稱賞、還有對於陳先生在1959年元旦貼出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的歇後語解釋。
最令我感到特別的是余先生對於圍棋的喜愛。以往閱讀古代文人作品，常會提及琴棋書畫，圍棋總是較被忽略。但因為余先生的文章與思想上的接引，讓我對圍棋文化的奧秘有進一步瞭解的機會。原來圍棋不只是一項競賽，還是一種代表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甚至是其中主要精神所在之一。余先生曾寫過圍棋的文章，詳細內容在此就不贅述。我只想指出一項事實：余先生真正把古代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精神充分體現出來，表現在他對圍棋的喜好、對先哲的尊重、對氣節的堅持、對理想的追尋上。這部影片，一直讓我聯想到《論語》所記載的這句話。
我發現，余先生很能將古代文人某方面的理想形象具體地生活出來，讓人覺得不僅可敬而且可近。現在大家很留意余先生的一句話是「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就是出於這部影片中余先生回答記者的提問，下句則是：「為什麼要到那個地方才是中國，那地方反而沒有中國」。我個人覺得，這部影片可以較全面瞭解余先生的為人與學問，生動且貼近社會民眾的思想脈動。相信與我有同樣感受的觀眾應該不在少數吧！
敢於針砭時事，說出真話的精神
還有一部作品，大約是2008年世界新聞日，余先生接受記者採訪，談論美國「扒糞運動」以及記者與作家的主題，集中在「講真話」，不畏權勢，揭露社會黑暗的用意在於對秩序的改善而不是破壞。他認為，說真話必須具備孟子所說的三個條件──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同時，還必須加上胡適所說的「時髦不能動」──不為群眾所動。因為民眾短期可能會失去理性，例如民族主義，但是長期來看未必如此，所以說真話也不能隨著群眾的喜好去迎合、厭惡或排斥，那就失去是非判斷的準則。
余先生對於強權專制的批判，在公民社會最為人所認識。觀賞這部影片，讓我感受到余先生承繼了中國傳統思想中對人的尊重。加上余先生讀胡適的書非常熟，也深受其影響。胡適在美國讀書、深受自由、民主、法治觀念的薰陶，具有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結合，自然也提供余英時先生一個絕佳的參照。余先生說過，他對胡適也有批判，不過這不重要。他真正從胡適思想學習到許多現代公民的觀念，再加上自己好學深思的體會，走出自己的路。
余先生走的這條路，許多知識人都在看，他留下的腳步，以後我們可以透過他的著作緬懷他、學習他的精神，也要能走出自己的路。閱讀余先生的書本之餘，現今觀看他的影音紀錄，余先生的確仍活在我們心中。
（作者為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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