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Why China到Why Taiwan:人類學華人民間宗教研究典範的轉移
張珣研究員兼所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21年12月20日上午10點至12點
採線上視訊會議
M. Freedman在1969年 寫"Why China"這篇文章時,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是非洲或是南北美洲等原始部落。他必須回答,為何人類學家要研究像中國這樣的複雜社會?方法論上如何解決困難?研究目的何在?人類學家有何異於漢學家的中國研究?等等問題。緊接著,香港與台灣的研究,成為替代鐵幕中國的選擇,成果逐漸超越前一時期在中國境內的研究數量與品質。1990之後,隨著大陸開放,國際學界進入大陸調研,出版數量很大,但是其研究品質或是開發出的理論,受到中國宗教政策的低壓影響,以及國際人類學理論思潮轉向的影響,不盡如人意。 香港與台灣研究的眾多成果當中,Arthur Wolf主編的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1974),以及Emily Ahern and Hill Gates主編的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1981),還有徐正光與黃應貴主編的《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1999) 可以做為1970-90年代的代表作。進入1990年代,開始有反省聲音出來,Stephen O. Murray and Keelung Hong撰寫的Taiwanese Culture, Taiwanese Society (1994),以及 Fung-long Shih, Stuart Thompson, and Paul-Francois Tremlett主編的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2009) 批評學界未重視台灣宗教文化的獨特性與本土性。2020年,由中研院民族所召開的一場視訊研討會,主題是"Why Taiwan",恰好與1969的"Why China"前後呼應,可是其間的研究典範與關懷,卻已經有了多次的轉移。 最後,以上海慧聚寺天后宮的實證個案調查為例,回應兩岸華人民間信仰交流、分合、與異同,說明台灣文化軟實力,民間信仰的輸出以及近數十年來對於大陸民間信仰的影響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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