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在長廊的尾端，找到約瑟．賈西亞（Jose Enrique S. Garcia III）的國會辦公室。一小時的採訪，早出門果然必要，我差點就被馬尼拉車陣害的遲到。
約瑟是菲律賓呂宋島西部巴丹省（Bataan）第二選區的眾議員，在 2016 年選舉獲勝後開始入駐國會。約瑟並非家族裡第一個拿下這議席的人：他父親安立奎．賈西亞（Enrique“Tet”Garcia Jr.）自1987年起曾三度擔任這個選區的眾議員，並歷練過巴丹省省長等重要地方職務。事實上，賈西亞家族在整個巴丹省的勢力顯赫：省長、眾議員、市長等重要職位，都由約瑟及其兄弟姊妹擔任。
賈西亞家族的故事，正是當前菲律賓政治泥淖的縮影：研究顯示，2016 年的全國選舉後，菲律賓 81％ 的省長、副省長，78％ 的眾議員，都是由「政治家族王朝」（political dynasty）的成員擔任。每次菲律賓選舉，總見那幾個熟悉的姓氏輕鬆出征，最終用充實銀彈、恩惠輸送連連奪得勝利，也讓該國的選舉，基本上成為被少數家族壟斷的權貴遊戲。
輪流出任公職，勢力盤根錯節的「華麗一族」
這些政治家族，通常會透過成員「輪流出任職位」以迴避連任限制；除了選舉期間的操作外，平日即透過協商「喬事」、安插職位、公共建設利益輸送等機制，牢牢握住地方政治、經濟的利益，對菲律賓民主運作帶來明顯困擾，甚至是血腥暴力 ──2009 年 11 月時，艾若育總統就曾為因應馬京達瑙省（Maguindanao）58 人死亡的選舉屠殺血案而宣布戒嚴──不同家族與利益輸送網絡的競爭，在菲律賓往往相當激烈，私人武裝的衝突，並非特例。
儘管 1987 年的菲律賓憲法，對省長、國會議員等公職引入任期限制，明文禁止「政治家族王朝」的產生，然而，欲進一步訂立相關法案的動作，至今仍受到國會刻意擱置、阻擋，菲律賓社會對此不滿已久。
另一方面，政治家族的成員，面對他人的責難，也總是準備了「好解釋」──當我問約瑟為何要追隨父親的腳步投入政治時，他非常誠懇地對我說：「因為那時我們認為，在地方上好的政策需要有延續性，不能中斷！」
而若聽過他娓娓道來個人、家族在巴丹省的顯赫政績，並配數據佐證的人，確實很難說他這話毫無基礎──採訪完後，約瑟還不斷跟我請教臺灣「無核家園」的推動近況，並表示希望有機會進一步瞭解臺灣的經驗。
儘管有些政治家族在勢力範圍內盡情掏空、壓榨鄉里，更多家族其實是在選區內維持著複雜的互利互惠、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關係，有些甚至有不俗發展成績──儘管政治家族王朝「魚肉鄉里」的負面新聞從沒少過，「衣著草根、叼根菸、擁武自重的地方政客」的形象，其實也無法代表菲律賓所有的政治家族。
而「政治家族王朝」作為前殖民、殖民與後殖民歷史纏結而成的特殊產物，大部份時候，我們甚至也很難直接將他們和「萬惡」畫上等號。
只能說，在意外與人為因素長期累積下，這是菲律賓政治目前暫時的苦澀成果：
殖民政治與本土菁英：西班牙殖民時期，地方派系的雛形
前殖民時期的菲律賓群島，並沒有大型中央集權國家的傳統，反因為零碎地理的關係，人民大多被切割成一個個勢力範圍不斷收縮、疊合的小型、極小型聚落。
當西班牙於 16 世紀在菲律賓展開殖民統治時，他們曾採取「集中安置（reducción）」政策，「合體」原先分散的聚落，遷居至在菲律賓群島內新建的城鎮；這管制除輔以天主教教會對本地居民傳教外，更讓殖民當局能有效掌握人口、課稅。
在這過程中，本地的戰士群體因聚落間戰爭的消失而沒落，和一般從事農業勞動的民眾漸趨同一，但原為各聚落領導人的達圖（Datu）們則透過主動協助「集中安置」政策獲職位犒賞，繼續保有政治地位；達圖們在殖民體制裡成為所謂「普林西帕利亞（principalia）」的菁英群體，多居住於城鎮核心的主廣場，以提供殖民官員與教會服務，換取免服勞役及賺油水的機會，並能透過販賣、捐獻原聚落的共有土地給教會，繼續鞏固自身地位。
而儘管這些鄉間的「地方菁英」對殖民統治重要，他們仍只被允許參與省級以下的公職選舉，如鎮長（gobernadorcillo）及村長（cabeza de barangay）等。這些選舉雖然限制重重，他們對未來菲律賓地方政治運作的影響可不容忽略：無論是延續至今的家族競爭、代理人出選、賄選作票等政治特色，都能在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選舉中便觀察到端倪，而這些地方菁英亦慢慢透過殖民體制累積財產，並逐步掌握該地的經濟、社會命脈。
之後，隨著 19 世紀菲律賓殖民地的經濟開放，都會區的本土商業菁英和官僚崛起，和鄉間本土菁英形成鼎足並立的局面，而部分鄉間菁英則透過商業、政治實力將影響力擴張到省級層次，頻繁往來都會區，形成日益綿密的「殖民地本土菁英網絡」。
殖民政治與本土菁英：美國殖民時期，「國民黨」的崛起
在 1898 年殖民者替換為美國人後，馬尼拉都會區的部分「受教育菁英」（illustrado），成為最早和美國政府展開合作的群體，並在 1900 年組成菲律賓第一個政黨：聯邦黨（Partido Federal）。
儘管主張「與美國併合」的聯邦黨人一開始獲美國殖民地官員支持，美國的殖民地選舉規劃，最終卻造成他們的衰敗──1907 年 6 月舉行的菲律賓議會（Philippine Assembly）選舉，裡面 80 個席次馬尼拉地區僅占 2 席，對支持基礎多在馬尼拉的聯邦黨相當不利。
在該次選舉裡，自地方選舉起家、成為美國新寵的奧斯敏那（Sergio Osmeña）與奎松（Manuel Quezon）夥同其他地方實力派重組國民黨（Partido Nacionalista），最終和友黨們聯手豪奪 59 個席次，將選前更名進步黨（Partido Progresista）的聯邦黨徹底擊潰。
這結果對菲律賓政治影響深遠：1902 年起，在各省份選舉抬頭的「地方菁英」，成功地將 1870 年代起，壟斷菲律賓國族主義代言權、本土菁英話語權的馬尼拉富有、受教育群體，擠出了政治舞台。
西班牙時期建立的菁英主導、各地分離的鬆散政治結構，透過美式選舉民主延續下來，替菲律賓全國層級的政治帶來恆久不散的離心力 ──這最終成為菲律賓弱體制國家（weak state）的濫觴。
「本土化」的殖民方針，加速「地方菁英」的掌權之路
和西班牙統治時相比，菲律賓人在美國殖民時期，確實擁有較多政治參與機會。
1912 年就任的新總督法蘭西斯．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宣布「菲律賓化（Filipinization）」的殖民地新方針，為菲律賓本地人士參政再開大門──在 1913 到 1919 年間，他將殖民政府裡的美籍成員占比自 29％ 降低 至6％，並大幅提升議會的政治權力。
但本土菁英的掌權，也為「菲式裙帶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契機：本土菁英們透過職位任命與參股銀行、鐵路公司等操作，繼續鞏固自身的政治人脈，並攢取參戰選舉所需的「銀彈」。當美國殖民政府對這類操作表達不滿，甚至試圖干預時，本土菁英們則以「反自治」「反菲律賓」等國族主義式口號反擊，迫使想讓菲律賓走向自治的美國當局縮手。
儘管菲律賓有反對黨對國民黨菁英們的這些舉措不滿，並認為國民黨只是在「消費獨立議題」，他們仍難敵該黨在菲律賓政治圈坐大的勢力。
另外，由於部分美國商業團體（多為在菲的既得利益者）的成功遊說，美國政府夥同菲律賓議會，對美國企業在菲發展訂出重重限制，使菲律賓的本土菁英保有在殖民地經濟的獲利機會──尤其是擁地自重的大地主們、在工商業汲汲營營的裙帶商人們。
投票權放寬，仍難敵美菲菁英共謀的綿密「既得利益」網絡
而儘管投票權限制逐漸放寬，讓中下層菲律賓人的參政權利有效提升，先一步登場的本土菁英們早已將相關資源卡住，透過綿密的利益輸送網絡擋住任何政治、經濟翻轉的可能；「菲式民主」的雛型，就這樣由美國政府與本土菁英共謀確立──此體制未來將為本土精英們發展政治家族王朝、套利產業開啟一扇又一扇的門。
美國殖民時期的奎松，曾成功推動過進一步的中央集權，然這樣的舉措仍沒能刨除地方分據的政治地景，只能暫時「管理」住而已：
在美國國會 1934 年通過《泰丁斯 —麥達飛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後，菲律賓的獨立旅程終於開始邁前：該法案確立獨立前為期 10 年的轉型期，成立菲律賓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the Philippines），並在 1935 年由菲律賓國會批准通過自治邦憲法。
由於一院制國會對自身權力的違抗，自由邦首任總統的奎松，於 1940 年通過憲法公投將國會更為兩院制（參眾兩院）。重新成立的參議院有 24 個席位，全由全國普選產生，和由地方各選區出身的眾議院有所差異；被抽離地方基礎的參議院，比擁有獨立選區、具地方纏結的眾議院容易受到奎松掌控，最終成為國民黨內親奎松派制衡眾議院的利器。
然面對盤根錯節的地方政治，奎松大多時候仍只能通過利益輸送網絡、私下談判、職位安排等手段對在地豪門軟硬兼施，還同時需要費勁安撫自身的地方擁護者，確實沒法擔保每次都有如意結果。
菲律賓共和國的「酋長式民主」
這樣的集權小成果，更沒能擋住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新一股離心力──儘管眾多本土菁英在日本佔領時期與「敵方」（日本）合作，他們多數仍在戰後獲得重返政治圈的機會；而另一批進入政壇的新地方豪強，則多是靠戰時功績建立聲譽，並繼續保留戰時統領的游擊隊作為護身符。
後者和美國殖民時期的傳統菁英合作，對戰後欲抗衡地方離散的勢力構成龐大挑戰，持續挫敗想重新集權的眾多努力──已故東南亞研究大師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此時期為菲律賓「酋長式民主（Cacique Democracy）的全盛期」。
自國民黨分裂出來，由羅哈斯（Manuel Roxas）帶領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即是這股新離心力的主要代言者──在共產黨武裝為 1946 年新獨立的菲律賓共和國帶來龐大治理困難時，菁英們繼續在菲律賓社會、政治與經濟範圍內撒佈各自的控制網絡，徹底實踐他加祿語「政治（Pulitika）」一詞的意涵 ──根據菲律賓史學者雷納多．依萊托（Reynaldo Ileto）的詮釋，該詞將政治視為一種「議價程序」，其中牽涉自身或所屬群體的利益，讓政治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利益交互纏結、相互負責，支撐起整個社會的運作。
點綴著地方豪強暴力排除敵對家族的血腥，參合著掏空國家經濟的貪腐，後美國殖民的菲式民主進入它的黃金時代 ──菲律賓「民主聖母」、前總統艾奎諾夫人（Corazon Aquino）的父親就是在這時期，將家族擁有、惡名昭彰的路易西塔莊園（Hacienda Luisita）自 3300 公頃大幅擴增到 10,300 公頃，而在 1969 年的菲律賓總統選舉後，馬可仕掏空公款的「鑲金」勝選，則讓對手埋怨自身「雇來的暴徒不夠，弄來的槍械不夠，湊來的財寶不夠（out-gooned, out-gunned, out-golded）」，怎可能贏過對方。
威權垮台後，無願景共識的菲律賓政治「新常態」
接下來，儘管被 1965─1986 年在任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總統威權統治壓制，不耐冷落的部分菁英和教會、工商團體、不滿軍人、中產階級與左翼社團等反馬可仕勢力攜手奮起──透過協助 1986 年的「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EDSA Revolution）重新躍居政治舞台。
儘管有些菁英在馬可仕時其飽受打壓，多數仍能在民主化後火速拾回往日的政治、經濟地位 ──這是後馬可仕時期首位總統艾奎諾夫人（Corazon Aquino）和 1987 年憲法走「中道」、「妥協」路線的成果。
反馬可仕陣營欠缺統一國家願景，後威權時代的菲律賓政治，當然就只能這樣反映「無共識」的現實面。由於自由黨與國民黨在威權時期慘遭覆滅，及馬可仕的新社會運動黨（Kilusang Bagong Lipunan）在獨裁者垮台後大幅萎縮，小黨林立和短期選舉結盟，遂成為菲律賓政治的新常態──這樣的新政治結構，搭配後威權時代縮緊行政權力的方向，讓地方政治豪門、少數全國政治菁英和馬尼拉商業集團共組的「多層恩庇侍從體制」慢慢穩若泰山，阻礙議題導向的政黨體制成長茁壯 ──就連公民社會都難免需和傳統政客結盟，才有機會推動當初「人民力量革命」承諾的改革議程。
土地改革、反政治家族王朝等重要議題的相關議案，在傳統政客主導的國會屢遭封殺，充分展現美國殖民時期確立的「舊政治」，如何在後威權時代幾乎「完美回歸」──就連幾位著名的民粹政治人物最終都難逃墮入他們當初口口聲聲說「貪汙腐敗」，「為社會少數富有、有權勢者服務」的體制。
政治是「可能」的藝術
伊洛伊洛省奧頓市（Oton, Iloilo Province）市民代表米格斯．弗洛勒斯（Migs Flores）幾年前面對他人提問：「你願意犧牲你市代的職位，以身作則，貢獻解決『政治家族王朝』問題嗎？」時，曾於臉書粉專霸氣回應：
「我不願意犧牲我這市代的職位，因為我從小就夢想當上奧頓市長！知道為何我想當市長嗎？因為我希望奧頓成為像新加坡一樣的地方。」
「在弗洛勒斯家族的執政領導下，奧頓市是伊洛伊洛省 42 個市鎮裡的 No.1！奧頓最有錢！奧頓最棒！」
這位焦急替自身政治家族辯護的米格斯，是我一位朋友的親哥哥──儘管她總對他們弗洛勒斯家是奧頓當地「政治家族王朝」這件事相當低調。
在 2016 年的選舉，她哥哥成功獲連任，媽媽則當選奧頓市市長。副市長選舉部份，亦由弗洛勒斯家的人獲勝。
第一次見到我那位朋友時，她是位準備入學一年級的大學新鮮人。即將進入明星私立大學的她，當時對未來職涯有著異常成熟的規劃，口條自信地說她如何預計在完成大學學位後考讀法學院，再赴歐洲唸個國際法碩士。
她言談的超齡成熟，讓我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故當她後來積極參與學生會、非政府組織志工時，她看來快速成長的大學生活總會讓我有種「政治家族原來是這樣培養接班人」的奇妙感觸。當我腦裡充塞各種政治家族的負面新聞時，真的很難平靜地觀看這過程──我總擔心她未來會成為背棄理想的政客嗎？或是她會走出自己的革新道路？還是她會放棄家族事業？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難預測。
儘管菲律賓呼籲終結政治家族王朝的聲音從未止歇，民眾對這議題實際上都沒有統一意見，讓公民社會很難凝聚集體的變革力量。而被政治家族們控制的國會，更不可能主動採取大動作的變革 ──在「政治家族王朝」的定義方面，菲律賓政府到現在都還沒有共識。
今日，隨著菲律賓經濟結構轉型，政治家族王朝們的經濟財源已經不限於土地，還有來自在各行各業的嶄新投資，算是某種程度的「與時俱進」，讓菲律賓權力地景被革除任何大規模翻轉的機會。
諷刺的是，若不依賴鐵腕領袖，菲律賓政治要有新氣象，最終恐怕仍需依靠政治家族王朝們內部的變革，尤其是新一代的接班人。
這期望並不虛妄 ──面對菲律賓民粹政治的洶湧暗流，政治家族王朝們早就意識到適時「妝點打扮」，給些小幅改革，才能長久確保他們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地位。
但另一個重要的觀察面向，則是在公眾意見抬頭的網路時代，新一代的接班人無論基於新教育、新理念或現實利益考量，會不會有進一步的革新嘗試？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flickr＠Brian Evans CC BY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