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週,北部民眾為了搶購政府配售的實名制快篩,在各地藥局前大排長龍的奇景,已成為外國媒體獵奇的對象。
「台灣民眾樂意排隊,他們會在熱門餐廳、促銷活動、甚至IG熱門打卡點排隊,但是下午3點在台北公館一家藥局,卻出現一長排不斷發牢騷的隊伍……,」5月9日的英國《衛報》寫著。
前副總統、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建仁告訴《衛報》,政府的防疫準備,主要在醫院端,在快篩試劑的準備上,的確不夠充分。
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卻表示,「我們有準備。」
他指的是今年農曆年前,就籌備設置的快篩試劑採購平台,預計至少可購買800萬劑快篩,總金額上限為12億元。
採購價逼近成本,「能拒絕嗎?」
當時,為了因應山雨欲來的Omicron疫情,地方政府均有採購快篩的需求。
指揮中心便依「政府採購法」,委託台銀採購部協助建立快篩試劑共同供應契約平台,由美國亞培、韓國GenBody,以及泰博、寶齡富錦等4家業者負責提供試劑,開放政府各部門、地方政府等在該平台下單採購。
然而,該平台並沒有發揮作用。
新北市衛生局發言人高詩琪就說,自3月以來,新北市採取共同供應契約及自行簽約兩種方式採購快篩試劑,共下訂180萬劑,至今僅到貨40萬劑,「其中來自共契的快篩比例非常低。」
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價格很爛,」一位知情人士指出。
共契平台的採購價格,明訂國外廠商的快篩每劑95元,國內廠商卻僅有59元,多數國內業者覺得這個價格幾乎沒有利潤,「他們(國內廠商)等於是被道德勸說才去參加,」知情人士指出,業者也只會用閒置產能供應,更不可能擴大產能、添購設備。
一位國產快篩大廠主管對於國產、進口不平等的訂價忿忿不平,「品質一樣好,結果國內外快篩的價格數字顛倒(95對59),國家你直接徵收去做,把機器搬走好了,(廠商)有拒絕的權利嗎?」
然而,隨著4月疫情爆發,共契平台在訂單爆量後停擺,甚至難以供貨。
究竟從共契平台出了多少貨?儘管《天下》四處追問,卻已成了廠商、指揮中心和地方政府都說不清的羅生門。
羅氏兩週到貨2000萬劑,解套短缺
接下來,隨著疫情升溫,4月初,行政院要緊急徵用國產快篩試劑,找來泰博、寶齡富錦、台塑生醫、安特羅生技,以及凌越生醫,5家取得居家用快篩許可的廠商開會,5天內開了3次會。
總統蔡英文甚至喊出,5月要取得1億劑。但國內業者即使產能全開,一個月也僅能提供1000多萬劑快篩。
指揮中心隨即於4月中旬聯繫美商亞培台灣分公司、台灣羅氏醫療診斷設備公司等國際大廠。
羅氏向《
這就是,台灣民眾每天在各藥局領取的78份實名制試劑的由來。試劑包裝內,都印有韓國製造的字樣。
也就是說,海外快篩試劑的儲量充裕,只要指揮中心有心,短短兩週,便可迅速到貨2000萬劑。
本月25日前羅氏還會到貨5000萬劑,負責滿足實名制快篩需求。
另一家快篩廠商亞培也在4月30日有780萬劑快篩抵台,未來平均每週進貨80萬劑,負責提供給各縣市衛生局。
台灣一直是「類共存」
明明大部份國家都比台灣早發生Omicron大流行,為何有了多國前車之鑑,輪到台灣時,還是出現了快篩荒?
陽明交大公共衛生研究所兼任教授張鴻仁表示,快篩之亂其實反映了,民眾和指揮中心從來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
他分析,台灣的防疫策略依然趨於清零,一直到4月中旬本土單日確診破千例後,才轉向減災。
「台灣是被迫接受與病毒共存,並不是有計劃地與病毒共存。指揮中心確實沒有準備好,自然什麼都缺。」
反觀新加坡,是確定了共存的大方向後,開始積極推動疫苗接種,並制定快篩取代PCR等社區流行時的應變計劃。在一切準備妥當後,於今年3月底放寬防疫措施。
然而,一直到4月中旬,根據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召集人李秉穎的說法,台灣採取的策略一直是「類共存」,也就是在清零和共存中的中間地帶。
由於過去兩年防疫優異,加上第三劑接種率仍低於新加坡、韓國,台灣在心態上、物資準備上,其實一直沒有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
「民眾搶購就是恐慌快篩不足,如果指揮中心準備好,就不應該出現今天這個問題,」張鴻仁評論。
不過曾擔任衛生署副署長的他表示,能夠明白公家單位的難處,「如果3個月前指揮中心說要買1億劑快篩,一定會被說圖利廠商。」
目前,台灣將逐漸從「類共存」,真正轉向與病毒共存。事實上,除了新加坡,包括紐西蘭、澳洲等許多國家,也經歷過被迫與病毒共存的轉換期。但是任何觀念的轉變,對於政府、人民來說,都需要時間調適。
「換檔是困難的,我們正在經歷它,」張鴻仁說道。(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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