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電影院，從前有「第一輪（Roadshow）館」和「第二輪館（名畫座）」之別。
前者一般是大規模劇院，例如當年位於銀座一丁目、以曲面大銀幕出名的Theatre TOKYO，座位超過1,000個，專門放映最新作品。大劇院給人印象頗氣派，果然適合情人們下班以後約會去，或者小家庭週末節日舉家去，爸爸媽媽讓小孩子們高高興興。
至於「第二輪館」，則是規模中小，座位少到100、200個，基本放映老作品的，優勢在於從早到晚輪流放映兩部片，買一張票進去，整天待著都無所謂，直到最後一場結束之前，沒有人來趕你走。
來自二輪電影院的藝術教育
我讀大學的日子裡，東京有三家著名的「名畫座」：飯田橋GINREI Hall、池袋文藝座， 以及早稻田松竹。
在高田馬場車站下電車以後，往東邊早稻田大學方向走5分鐘，路右邊就看到早稻田松竹電影院。通往大學的大馬路早稻田通在這一帶稍呈上坡，使得前方看到的明治通，雖然實際上只有100～200公尺而已，卻顯得好遙遠，尤其在沒預習好當天課業之際。每逢那樣的時刻，我都夢遊者一般地走進這家名畫座去，一躲就躲上大半天。畢竟，連續看2部片得花上4個小時，比上2堂課的時間還要長。
就那樣，我在這兒看了一些歐美經典片，如勞勃・狄尼洛主演的《計程車司機》、文・溫德斯導演拍的《巴黎，德州》。
後來，發祥於美國的「影城」（cineplex）也打入日本市場來，導致各家大劇院紛紛演變成多數小銀幕的模式。幾乎同時，各地出現了專門放映獨立藝術片、外國佳作的「迷你劇場」。
1981年在新宿歌舞伎町開張的「電影廣場東急」（Cinema Square Tokyu )一般認為是日本「迷你劇場」的先驅。我在那兒看的蘇聯女性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是畢生至愛。陳凱歌的出道作品《黃土地》也是在那兒領先放映的。記得「電影廣場」擺的200多把椅子，是法國進口的高級貨，坐起來很舒服，而且不同於傳統劇院，禁止在裡面吃東西。都是為了叫觀眾集中欣賞好電影。只可惜，理想主義的「電影廣場」最後抵不過「影城」的勢頭，2014年就關門了。
相隔30年，韓國電影成了新潮流
考慮到如此這般的時代風潮，屬於我大學時代記憶的早稻田松竹竟跨越千禧年，不僅仍在營業中，而且於疫情下還吸引多數電影粉絲，簡直是奇蹟似的成就。這家戲院1951年開張，當初是娛樂界大公司松竹直接經營的「第一輪館」。1975年變成了名畫座後，開始以兩部一套的方式，有系統地介紹外國的優秀作品，逐漸成為了早大同學對世界電影的啟蒙之地。
一樣討人喜歡的是當年400日圓一張的廉價門票，讓人一天內自由地出外回來再看。那樣子，電影院變成了家一樣：先看一部片後去上課，下了課再回來看第二部影片。
所以，2002年早稻田松竹暫時休業的消息一傳出去，就嚇壞了各年代的老粉絲：沒有了咱在早稻田的家可怎麼辦？還好學弟學妹們馬上開啟了「早稻田松竹復活項目」，給院方提供年輕一代人的想法、興趣等等，成功地幫它生存下來了。
相隔30年，我重訪老名畫座，是正念大學的女兒帶我來的。疫情之下跟朋友聚餐聊天都不方便，若要出去，最好跟家人一起。於是輪到我陪她看兩部韓國電影。回想我的大學時代，在這裡看過的似乎都是歐美電影。諸如「電影廣場東急」的迷你劇場，雖然放映蘇聯、中國的影片，但是當年始終沒有聽說過韓國也有電影。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得太對了。2月最後一週的早稻田松竹以兩部韓國電影吸引眾多觀眾。10點開映的第一場《82年生的金智英》，9點20分開始出售門票；當我們9點半抵達時，戲院外已有70餘人排隊。這家座位本來有153個，可是為了防疫要保持人際距離，只開放一半座位的結果，入場人數要限制在76人以下。我們的排號竟然是第72和第73呢，多險！
《82年生的金智英》與第二部的《蜂鳥》都引起觀眾中的年輕女性們哭泣。那是我們一代也經歷過的種種委屈，如今還在叫年輕一代難過，這社會真有必要改進。同時，被女兒帶回老地方來，對我來說很可喜。老劇院撐下來很棒；女兒長大很棒。人生還是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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