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中國，是這一波新太空革命的新興參與者。
上個月，一家民營公司宣布，他們將在2022年前，向中國大型模組化太空站供應生物實驗室的合作計畫。這項宣布並非來自像波音（Boeing）那樣的老牌公司，而是來自一家位於湖州的新創公司：火箭派（湖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在「軍民融合」戰略下，已培養出許多民營太空新創公司，進而成為太空界的主導者，火箭派不過是其中一例。截至2020年，中國送入太空的酬載量（payload）已高出美國政府，並進行相關單位改組，從而推動國內太空新創公司生態系統的蓬勃發展。
那麼，台灣在太空產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台灣是全球新太空產業的組件供應者。雖然台灣目前沒有建造太空站的模組艙，但仍具備一定的優勢，可在中國力有未逮的領域，掌握新太空產業成長所帶來的機會。但什麼是「新太空」？新太空公司與傳統太空公司有何不同？
「新太空」是什麼？
新太空為太空活動帶來破壞性創新。在過去，火箭製造和酬載發射業務是基於成本加成定價安排，而非固定費用定價。對於洛克希德（Lockheed）及波音等傳統防禦公司而言，少有降低成本或創新的誘因。但後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以透明低價轉變發射市場，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對火箭昂貴的第一階段（佔發射成本60%）進行回收與重覆利用。其中一枚火箭截至本文撰寫時已經發射9次。SpaceX的對手仍在試圖找出競爭對策，但他們的創新已經顛覆市場：在太空梭時代，每公斤入軌成本為54,000美元，如今已降低至10,000美元。
舊式、昂貴的發射價格和保守的工程方法，造就了一個傳統的商業太空產業，但這樣的太空產業偏重於10～15 年壽命、以預售容量為特色的地球同步通訊衛星飛行任務。在此期間，有一小群民間熱忱人士開始建造微型衛星「立方衛星」（CubeSat），他們熱衷於使用非傳統硬體組件和開放原始碼軟體，並逐漸改善效能，直到在商業上能與傳統航太公司競爭。SpaceX──以及印度和俄國的火箭──提供廉價小衛星酬載「共乘」發射服務，有效解決了發射方面的瓶頸。
今日，新太空新創公司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將數百枚功能廣泛的衛星送入軌道。即使是10年前，也無法想像會這麼快。更迅速的設計迭代，意味著更高功能、更強大的衛星，更早抵達軌道。因此，新太空產業正循著規模經濟推演，就像蘋果手機改變世界一樣。而中國政策決策者已經留意到這件事。
中國特色的新太空
因應西方的新太空革命，中國已經進行相關單位改組，以跟上潮流。中國國內新創公司的靈活和迅速，表示中國可以把政府資源聚焦在別處。這個策略已開花結果。2020年11月，中國新太空新創公司「星河動力」利用其自己私人開發的「穀神星一號火箭」，將「天啟11號通訊衛星」送入低地軌道（其有效酬載為350公斤）。與SpaceX的成就相較，這可能毫不起眼，但要知道，「星河動力」才不過成立3年。
為確保其國內新太空新創公司反映「中國特色」，中國以國家力量（透過直接持股、董事會層級代理、大學資助等方式）影響這些新創公司。此外，中國國內的太空產業仍主要依賴與兩家國營企業（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間的供應鏈關係，這也成為另一個影響這些新創公司的力量。這些都是中國新太空軍民融合策略的根本，藉以迅速升級中國的防禦產業基礎與效率。這一切對野心勃勃想成為全球參與者的中國而言，至為關鍵。
中國的太空野心
中國除非先主宰太空，否則無法控制南海和東亞。中國的太空平台提供大規模情監偵能力，其太空和地面平台也提供攻擊能力，可藉以阻卻敵方使用太空資產。中國軍事分析人員需產生並處理大量地理情報資料，他們需要低地軌道衛星和雲端運算資料中心，並配有強大的圖形處理器晶片，以驅動機器學習演算法。
中國國營企業並不適應軟硬體的技術敏捷性與快速發展。因此，中國的新太空軍民融合──特別是藉由靈活的新太空部門──自創新的民營部門提供關鍵槓桿作用，藉以加速中國的軍事能力發展。中國為此在過去10年間進行相關單位改組，甚至在2016年成立一個特殊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組織集結資訊相關的戰略任務，包括戰略太空、網路、電子戰、資訊作戰等。
未解決的問題
中國國務院致力於發展其國內的新太空生態系統，因而生產出與此戰略一致的「民」營企業。雖然全球新太空經濟的興起令人振奮，但中國在印度、南海及台灣的積極野心，則令人堪憂。其中的模糊界線，讓國際投資者及合作夥伴難以參與中國的新太空經濟。
這就是台灣的機會，因為與台灣企業協同拓展新太空機會，不會有此顧慮。
中國已打開、並藉由大量生產與低價競爭主宰許多市場。然而，衛星組件的選購，需要更深的客戶－供應商關係，基於在軌故障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信賴會先於成本。此外，西方衛星星座的部署規模（例如SpaceX的Starlink，Amazon的Kuiper，或Telesat的Lightspeed）並非中國可比。這些部署量產生前所未見的規模經濟和經過飛行驗證的組件，也將成為業界標準。信賴、規模和飛行傳承，將成為中國競爭者在西方市場的重大阻礙。
新太空創投事業能夠保持低成本，其中一項方法即是拒絕使用傳統昂貴的抗輻射電子組件，改採強固的汽車級零組件。某些用於電路設計、工程分析或機器學習演算法的軟體，同時也用於太空任務，因此被視為具有「雙重用途」。這種使用雙重用途軟硬體的情形，對試圖限制敏感技術流入中國及其他別國的政策決策者來說，形成艱鉅挑戰。
新太空建造、發射及經營衛星的方法，不僅會繼續存在，也已為太空產業注入新活力。中國現在看來是擁抱新太空，但對國際投資者和合作夥伴而言，中國特色的新太空是否具有自我侷限性？當典型的中國競爭策略碰到信賴、規模和共享飛行傳承資料的高牆，中國新太空業者也會發現其外銷產品要打入西方市場並不容易。他們會如何調適？最後，對於雙重用途技術，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等技術限制策略已難以定義與執行。那麼，面對新太空加速雙重用途技術日益廣泛的應用此一態勢，西方政策決策者將如何調適？
台灣的機會
中國新太空新創公司前程複雜，台灣廠商則無需面對此中國窘途。由於台灣採行以規則為本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因此西方業者偏好與台灣業者合作，這從台灣在尖端半導體技術、先進生物技術、機器學習等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即可見一斑。台灣技術領袖應體認並掌握這個機會，充分利用其留在台灣的高端產品和服務。有些台灣公司已經在西方新太空經濟中贏得重大業務──這可清楚說明台灣具有掌握此機會的獨特優勢。
（作者馬拓賢〔Mark Matossian, Ph.D〕創立Efficient Frontier| Space，指導下一代跨功能型新太空領導者，並開發尖端先進的新太空新創公司。王柏仁〔Jason Wang〕是矽谷及華盛頓特區的資深老將，在衛星技術、行動通訊、資訊安全方面的豐富經驗涵蓋四大洲及台灣。本文英文版刊登於「天下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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