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理念市場是上流人士的寡頭壟斷。當前的理念市場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今它更具有競爭力。求文若渴的媒體管道數量急劇增加，也令可以撰寫有關外交政策文章的知識分子的數量成長（無論是以此維生或是玩票性質）。知識分子經營自己知識帝國的能力已大大提高。
但是，就另一層意義而言，更大程度的競爭並不一定代表競爭環境更加公平。在我對外交政策界輿論領袖的調查中，我請他們說出他們認為目前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是誰。結果說明，資歷和精英血統仍然很重要：托馬斯．佛里曼成為暢銷書作家，原因是他的名字常見諸《紐約時報》的社論版。約瑟夫．奈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札卡利亞自己的血統證書包括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及在外交事務領域的工作經驗。季辛吉和福山在外交政策上的真功夫並不需要我在這裡多費唇舌。尼爾．弗格森是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屢獲殊榮的歷史學家……
這不是一群新貴，而是一群擁有常春藤大學學位、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身分以及其他享有聲望之組織成員身分的人。幾乎看不到一名女性。這張名單簡直構成了21世紀的「老男孩俱樂部」。
怎樣才能使外交政策知識分子的上層精英與降低了的進入門檻相協調呢？隨著現代理念市場的發展，超級巨星的經濟學開始發揮作用。超級巨星經濟學的趨勢顯而易見：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中，少數高階人士在收入以及受關注的程度上所占的比例過高。現代理念市場的本質是，一個遠大理念可以將任何人推向知識界的峰頂。一篇挑對發表時機的文章可能讓人一夕之間飛上枝頭。
在21世紀，超級知識巨星既有影響力又有錢
就像其他超級明星經濟一樣，那些在理念市場中位階最高的人將獲得不成比例的巨額回報。寫書的預付金可以更豐厚、在電視節目裡現身可以支酬、會議時收到的贈品變得更多更好。他們不僅僅是知識分子，他們已經蔚為品牌。
令人驚訝的是，諸如佛里曼、札卡利亞或弗格森等外交政策知識分子的公眾形象確實大大依賴「品牌經營」的術語。佛里曼的一位老朋友告訴《紐約客》：「我很欣賞湯姆，他在廣告人所說的定位或品牌經營方面非常出色，我認為這是他最了不起的技巧。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品牌。」佛里曼應會同意這種看法。他最重要的著作《世界是平的》裡的核心論點是：若想在全球經濟中蓬勃發展，你就必須「與眾不同」（像麥可．喬丹這樣的獨特品牌），因為這樣的人可以「要求世界級的薪酬」。
弗格森也展露出類似的行銷手法。他於本世紀撰寫的5本書在出版前都以有弗格森本人入鏡的電視紀錄片先打頭陣。埃里克．奧特曼（Eric Alterman）近年來對弗格森提出嚴厲批評，不過他也承認：「弗格森為自己建立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知識分子品牌，也許做得比他這一代其他任何學者都要好。」至於他在《時代雜誌》的前同事札卡利亞則指出：「這個人就是他自己的品牌。」札卡利亞在《新聞週刊》的繼任者杜恩庫．瓦拉達拉揚（Tunku Varadarajan）也寫道：「他既是記者，又是一個品牌：在他的血管裡流動的是『企業精神』。」
知識分子付出巨大的心血讓自己成為品牌，然後盡力維持這個品牌。正如2012年《紐約時報》有關札卡利亞的故事所述：
才不久前，能在《時代雜誌》上寫作專欄一直是新聞記者夢寐以求的職業頂峰。但在最近幾年中，期望以及機遇都增加了。現在，許多作家將自己作為獨立的品牌進行行銷，他們的新聞事業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促銷手段，目的在於推動諸如出書和公開演講等利潤豐厚的活動。
名牌知識分子可以打進頂級的演講市場，其利潤水準足以讓他們與專業的演講經紀人簽約。這樣的經紀人可以安排他們多次發表同一篇演講（每場只須因地制宜、稍加調整即可），並收取高額的費用。據《財星》雜誌報導，托馬斯．佛里曼入袋的演講費令他的年收入高到「企業執行長的級別」。札卡利亞的演講費多達5位數字。弗格森甚至放棄了他在哈佛商學院的某個學術閒差（不過並未放棄在哈佛的其他學術職務），因為公開演講所獲得的酬勞超過商學院的薪水。我曾向弗格森請教，促使他為公眾寫作的動機為何，他立即回答：「都是為了錢。」
酬勞頂級人士的超級巨星經濟學創造了強勁的動力，亦即促使其持續活躍於理念市場的動力。這些回報足夠豐厚，以致可以激發整個薪資微薄知識分子階級的職涯以及財務夢想。現代的理念市場如今類似於表演事業：少數超級巨星可以賺進數百萬美元，而其他那些沒沒無聞的只能做些零碎的工作，並奢想未來能日進斗金。
當社會開始壓迫你不停產出更多、更多知識……
當然，這些酬勞也具有其他的影響。《君子雜誌》（Esquire）的史蒂芬．馬爾區（Stephen Marche）曾透露，弗格森每次演講可進帳5萬至7萬5千美元，而弗格森也親口告訴我，他平均每個月都做一次這類的演講。正如馬爾區所言，這種收入來源會影響一個人的知性立場：
弗格森以及許多其他人寫作事業的整個經濟狀況已經永久改變了。非小說類的作家確實可以比從事其他任何事業（包括寫暢銷書或去哈佛教書）更容易賺更多的錢。文章和理念就算再好，也得有人捧著大筆錢邀你談論它們才算真正的好。它們僅是廣告看板而已。
知識分子品牌的另一個影響是，超級巨星必須花費大量心血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最頂尖的那些人獲得了過多的機運，在其中，外界會要求超級明星說出和寫出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東西。但是，如果他們一再拒絕這樣的提議，那麼他們的地位就會下降。理念市場中不只一位參與者告訴我，不斷發表理念作品以及接受演講邀約這兩件事為他們造成極大的壓力。如果拒絕，他們擔心邀約將會隨之變少。
佛里曼、弗格森和札卡利亞算是超級巨星，但也是非常忙碌的超級巨星。就像那些巨富階層的人一樣，他們也得拚命工作賺取收入。佛里曼除了為《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外，還出版了5本書，並至少主持3部電視連續紀錄片。
弗格森在公共評論方面也是多產的，因為他每週為《每日電訊報》撰寫一篇專欄，同時也在《金融時報》、《新聞週刊》以及其他地方發表專欄。2007年，《哈佛雜誌》中弗格森的個人檔案披露了他職涯中巨大的工作量，其中包括「8本厚重專著，還有2本正在撰寫，數百篇的學術文章，大量導讀以及書籍章節，還經常為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報紙撰寫專欄和社論，同時又擔任《當代歷史雜誌》的編輯」。我採訪札卡利亞時，他解釋自己如何將時間分配在《華盛頓郵報》專欄撰寫、準備CNN節目以及其他的業務上。他承認還找不出時間為《大西洋雜誌》撰寫他一直想寫的一篇長論文。他的時間已被壓縮到極致了。
膨脹的身分與崩毀的危機
大多數成為超級巨星的人絕不是彈指之間所有工作便同時到手的。機會的積累是緩慢的，過程中很難拒絕任何一個，直到他終於承受過多的壓力為止。該過程可能導致兩種結果。如果知識分子延續過去的作法，那麼他（她）將不可避免地因承擔越來越多的任務而變得心力交瘁。在這種情況下，超級巨星也許只顧繼續撰寫和研究，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改變。但是，來自各方與日俱增的索求也有可能導致知識分子僅為存活目的而自我剽竊或是懈怠下來。
另一個結果是，獨立的知識分子搖身一變成為帶領一群下屬的品牌經理。當然，教授、智庫成員和管理顧問經常依靠研究助手。但是，名牌知識分子可能需要員工，然而大多數知識分子並不擅長管理下屬和員工。超級巨星於是自然而然將研究外包給助手了。這類的超級巨星可以選擇將研究和寫作任務委託給共同作者或是研究助理。但是這種委託工作也增加了錯誤滲入發表作品中的可能性。如果這種抄近路的作法或是錯誤在作者第一次使用時沒有被發現，它們將來就會醞釀成更大的弊病，然後終將成為欺騙手段。很少有公共知識分子或思想領袖會故意剽竊或是造假。但是，這類知識界的醜聞已經屢見不鮮。
過度膨脹的超級巨星以及渴望晉升為頂尖人才的下層知識分子的結合，創造了一個有趣的理念生態系統。評論家經常像對待音樂團體一樣對待知識界的超級巨星，推崇他們早期的作品，同時貶低他們新近的、商業色彩濃厚的成果。此外，由於超級巨星在維持自己品牌的過程中較有可能犯錯，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觸發了知識界的風暴，招惹批判性的詆毀。如果某位超級巨星踉蹌一步，那麼很多下層知識分子都準備好要撲上去攻擊他的錯誤。
越來越傾向獎勵浮泛內容的智識環境
我們從現代版的沃爾特．利普曼身上學到什麼？第一個教訓是，利普曼的成功之路是比較好走的。與他相比，法理德．札卡利亞必須在更加激烈、更擁擠的理念市場中與人一較長短。
第二個教訓是，被視為現代版利普曼的人能拿到更多利益。儘管當前的理念市場較具競爭壓力，但它也為那些處於智識生活中啄食順序頂端的人提高了酬勞。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現象已經以多種方式改變了理念市場。但是，最尷尬的影響是：知識分子從叫賣自己商品中所獲得回報的多樣性增加了。超級巨星可以成為自己的品牌，寫書時獲得更多的預付款、享有更大的媒體平台並且支領更豐厚的演講費。與全球經濟一樣，在當前的理念市場中，精英可以掌控絕大部分的收益。
第三個教訓是，即使攀上超級巨星的級別，成為思想領袖也比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容易。札卡利亞和弗格森最近所遭遇的磨難表明了，超級巨星知識分子如何會因犯錯而面臨兇猛的批評。但是，由於弗格森已成為經濟和外交政策中保守主義的快樂戰士，他便能輕鬆抵禦對他公共著作之實質性的批評浪潮。札卡利亞更傾向於將自己定位為公共知識分子，因此使他更加謹慎地對待這類批評。
無論托馬斯．佛里曼說些什麼，知識分子的世界永遠都不是平的。現代理念市場競爭激烈，但因為裡面有巨獸和小魚苗，所以不屬於完美的競爭型。如果說知識生活對於超級知識分子巨星而言是凶險的，那麼他們的崛起會產生更加有問題的激勵結構。如今，成為思想領袖幾乎就像成為藝人或企業家一樣：最頂層的人報酬足夠豐厚，可以激勵整個低薪知識分子階級的職涯和財務夢想。獎勵頂尖人才的超級巨星經濟，能保證加入理念市場的動力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通往超級明星地位的道路似乎很誘人，這足以扭曲新人進入理念市場的動機。大衛．卡爾（David Carr）在2012年曾觀察到：「對於記者來說，過去那種待在小雜誌或小報社裡堅忍以待、做些瑣碎工作以換取實際經驗、等待有朝一日受人信賴的作法已經落伍，如今講究利用社交媒體熱度以及部落格的吸引力來出人頭地。」同樣，賈斯汀．福克斯也指出：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通往報酬豐厚之思想領導地位的道路先是構築在密集的、勤勉的工作（或一個關鍵的重要職務）上，然後才是開始說些引人注意、造成風潮的話。如今，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如想闖入這競賽場，往往就直截了當說些引人注意、造成風潮的話。演講經紀人需要簡明有力的推銷宣傳，而不是複雜的博學知識……對於記者和學者而言，那種話通常就是實實在在能讓他們獲取最高收入的不二法門。
所造成的結果似乎是：智識環境越來越常酬庸那些浮面的東西，並且不斷獎勵那些戴上頂級演講者魅力光環的人，即使他們拿不出什麼新鮮的或是值得注意的想法也無所謂。
學院、智庫和私營公司仍然存在知識分子這一中間階級。儘管如此，在超級巨星經濟裡，理念市場中的年輕成員可能會在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之前便志在成為超級巨星。比方，不管大家是否已經認同尼爾．弗格森的著作，誰都無法否認，他在從演講以及電視紀錄片獲得豐厚收益之前就已先擁有真正的學術聲譽。甚至連批評弗格森的自由主義者也讚揚他的學術成就。托馬斯．佛里曼在談論世界如何平坦之前，曾在多家報業中任職。法理德．札卡利亞成為專欄作家之前，就先取得博士學位並領導美國一流的外交政策雜誌。在攀上超級巨星的地位之前，所有頂尖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都已發表過很多文章。
現代理念市場的經濟生態鼓勵較年輕的知識分子省略能作為演講底蘊的必要研究過程，鼓勵他們直接站上講台。現代理念市場重視超級明星知識分子以及超級明星的觀念。但是，市場是否也能管控這些超級巨星？換句話說：隨著理念市場的競爭態勢越來越激烈，它是否也變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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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話語權的世紀角力
作者：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
譯者：翁尚均
出版：麥田出版
出版時間：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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