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蔣夫人之前，宋美齡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張戎／獨評讀好書

1917年7月，19歲的美齡回到中國。她在美國住了10年，養成了開朗樂觀的性格，無憂無慮，對政治沒有特別興趣。在喬治亞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學院畢業後，她進了東海岸麻薩諸塞州的衛斯理（Wellesley）學院，專修英語、哲學，選修的課程包括《舊約聖經》。

外向合群的美齡，比她的兩個姊姊都更深地融入了美國社會，威斯理安同學異口同聲地說：「她是三姊妹中最友好的，對誰都喜歡，什麼事都感興趣，總是快樂，說個不停。」「美齡愛到我房間來，躺在我的床上，枕著我的小枕頭跟我說話。」那時她「胖嘟嘟的」，「充滿活力，每分鐘都調皮搗蛋」。她渾身迸發出無法壓抑的精力，「在上法文課的中間，老師允許她離開教室去繞著校園飛跑，因為她小小的身體不能安靜地待在一個地方太長時間」。

在衛斯理學院，她像別的女孩一樣有「懺悔筆記」，跟同學交換著看。有一條寫道：「我的奢侈：衣裳。……我最喜歡的警語：不要吃糖果──一顆也不要吃。……我祕密的悲傷：太胖了。」她此後漫長的一生中，隨時都在注意自己的體重。

畢業後，她跟哥哥宋子文一道回國。子文剛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念完經濟學。不像活潑外向的妹妹，他性格靦腆，外表看去拒人於千里之外，以致人們都認為他傲慢。兄妹倆關係親密，多年後美齡跟哥哥談到此時生活：「還記得我怎樣一早起來，在你上課前給你煮可可嗎？」

兄妹倆在1917年夏乘火車橫跨加拿大到溫哥華去登輪回國。在溫哥華，美齡給朋友艾瑪．米爾斯寫信說：「我和哥哥到最好的商店去，想買些東西。但我們大失所望，商店糟透了。有人說全加拿大沒有一個穿著入時的女人；從前我認為那樣說太誇張，可現在，我想這話沒錯。這兒的婦女看上去都土氣！」

她對中國的事並不特別關心，注意到有關的事情時，她的反應是直覺的，有點特別：「我們看見一列火車，滿載中國的苦力到法國去做工。如果他們中哪個死亡，他的家庭可得到100美金！這就是他們生命的價值！要是有朝一日我有影響力，我一定要做到沒有一個苦力被運出國，因為中國需要男人開發礦藏。」

在美國讀書時期的宋美齡。圖片來源：Wikipedia

全心全意愛上家庭

回到上海3個星期後，她給艾瑪寫了第一封信。首先，她興奮地炫耀她的家：

我們住在城北──住宅區越往北越高檔。這兒很美，但是離商業區、戲院、餐館太遠！我們有輛漂亮的馬車、兩名車夫，等等，可是馬太麻煩，不能盡情使用。下個星期，我們會有輛汽車，就能在城裡到處跑了。馬車呢，媽媽留著自己用。我們有座美麗的花園，有草坪網球場，有門球場，我們的房子是全上海最美的之一。……我們有大涼臺，有可以打盹兒的寬敞門廊，還有別的一切。房子三層樓，16間屋子，還不算廚房、洗澡間等等。……忘了說，我現在是管家了，我們有5名女僕和7名男僕，告訴你這真不是開玩笑的！……每天跑上跑下巡視房間把我累壞了，……幸好媽媽照舊管理家的財務，我很感謝她！

叫我懊惱的是，有時我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跟僕人們說起了英語，……還有時我不會用中文表達自己，只好打鈴給男管家，叫他來給我做翻譯！……自從回到家裡，我好像總是在買衣服，……我去了非常多的晚宴、茶會，還有其他聚會。

美齡感到家的溫暖。慶齡住在上海等她（孫中山在廣州），靄齡帶著孩子從山西來了，兩個姊姊對小妹關愛有加。美齡告訴艾瑪，她們不斷對她說：「噢，我們在哪個哪個地方看到件最可愛的衣服，你一定要有件相仿的。……她們喜歡打扮我，因為我最小，是唯一沒結婚的。」三姊妹在一起和諧快樂，以致靄齡想把家搬到上海來，甚至打算全家都住在一起。她們去看了房子，看中一棟「有30個房間的屋子（還不算僕人住的地方）」：

這是一棟真資格的大豪宅，有五層樓，還有個屋頂花園。老實說，我不喜歡這房子，太大了，屋頂那麼高，我感到在裡面消失了。這好像是家飯店，太正式，儘管也還雅致。讓一個剛從『木屋』畢業的女孩來住，這『太過分』！……我希望她們不要決定搬到那個巨大的宅子去。當然，我想要姊姊〔靄齡〕跟我們住在一起──可同時，30個房間不是開玩笑的！我的趣味平民化──起碼我家的人都這樣認為！

最後，宋家沒買那棟大樓，但住在各自的家中不妨礙美齡和靄齡天天在一起。

美齡此時也跟兩個弟弟朝夕相處，她對子良、子安的疼愛表現在她故意做出的嚴厲中：

我的兩個弟弟去年都不及格，全家大發怒。可憐的孩子們有兩個輔導老師（一個教英文，一個教中文），每天來上課，說實話，他們也夠用功！我也幫著教他們英文文法，在我的監督下，一個可憐的孩子學打標點符號，一個學拼寫。……媽媽對他們厭惡極了，把他們連人帶身子一併交給了我。他們還真不好管，因為他們既巧妙又懶惰。我已經打了我最小的弟弟好幾次了，所以他們倆都怕我。你不知道我可以做個多麼稱職的懲罰官！

美齡全心全意地愛上了她的家庭。「有家好奇怪。我向來都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問任何人的意見，現在還真要費點事才記得我已經不在大學裡了，不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可是當然，我在家裡非常快樂。」

她已經有追求者了：

H.‌K.從北京來這兒，Yang先生也來了。我喜歡他們，但僅此而已。嗯，艾瑪，我還是對你實說了吧，在輪船上，我愛上了一個人。他爸爸是荷蘭人，媽媽是法國人，他是個建築師，到蘇門達臘去。他向我求婚。這兒全家人聽見都像天塌下來一樣！我的日子很不好過。記住：這是個祕密，別告訴任何人，千萬千萬！……今天晚上，我在船上遇到的一個法國人來訪，我們說話都是用法文。……發誓你不會告訴任何人我剛才跟你說的這番話。……

這封快活的、唧唧喳喳閒聊而又內容十分豐富的長信最終結尾時，美齡說：「順便說說，你可以幫我訂購《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Scribner's雜誌和一份講兒童心理學、怎樣照料他們等等的刊物嗎？最後那份是給孔夫人的，她有兩個小孩，一個2歲左右，一個1歲。但請寄我的名字，告訴我所有這一切花費多少，我付給你錢。」買美國雜誌和幫其他小忙成了美齡給艾瑪寫信常有的內容。

學中文、吃茶點、兜風

每天早上，美齡上中文課。她的老教師「在我8歲時教過我，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有次他發現我在偷吃糖，裝作是吃『洋鬼子』的潤喉片，用戒尺打過我的手心。可現在他對我再客氣不過了。」美齡的中文進步很快，她甚至認為複雜的文言文很容易學。上午其他大部分時間，她在房子裡轉來轉去，「在各個房間進進出出，擺弄擺弄花瓶，把掉下的書撿起來擺好，等等」。

午餐時間到了，她打鈴叫僕人。她與子文住的那層樓有個僕人專管，「他的責任是清潔房間，聽我的鈴聲召喚。常常我叫他把午飯擺在涼台門廊裡吃。我本來還有個女僕，可是我辭退了她：我發現我根本用不著她，媽媽的女僕照料我所有的需要，像縫縫補補、把亂扔的衣服整理好等等。而且我覺得有個女僕跟著很不舒服，對她解釋我要什麼，比我自己做的時間還長。你看，所有這些年生活在民主的美國對我還是有影響的。有一個僕人照料我和哥哥我就很滿足了，他為我們擦鞋，打掃灰塵，拖地板，疊被鋪床等等。……下午我出去或在家吃茶點。」

晚餐呢？「我總是忙得要命。上兩個星期，只有一天晚上我們沒有在家請客，或是出去赴宴！」晚餐後，「我們通常乘汽車或馬車兜風，或者去散步，或者上劇院」。「俄羅斯大歌劇院剛在這兒演出，我去了6、7場表演。」像大多數外國人一樣，對京劇她望而卻步，感到京劇音樂「尖銳刺耳」。夜半兜風是常有的事，而且「午夜前是不會回家的。難怪我筋疲力盡」。

在她優越的生活中，美齡的主要苦惱包括：「我們訂了一輛別克汽車──可是倒楣透了，還要一個星期才能運到。」一天她發現臉上有個小感染，這對她是場大災難：「你簡直不能想像，我因為緊張哭成什麼樣子，……現在一個星期完了，我還不能出去派對！」「自從我把自己關在家裡，生活變得無聊──無聊，無聊！我不時忍不住發脾氣，毫無道理，不聽勸告，我想我是不是發瘋了。」

上海的派對規模可觀：今天一個招待會有1,000人，明天一場婚禮有4,000人，「我的日子過得真開心！……只是有時我想起跟母親待在一塊的時間太短，覺得非常內疚，……你一定認為我是個不折不扣的交際花。」

兜兜轉轉的每段愛情

在上海的日子裡，美齡整天忙的一件重要事是她的浪漫生活，其中細節她不厭其煩地告訴艾瑪。從歸國輪船上遇到的荷蘭人起，一連串追求者接踵而至──隨後又一個個消失。她家反對她跟任何外國人結婚，美齡也樂意順從家人的意願。她曾跟一位比爾梅（Birmeil）先生邂逅：「香港登船的頭天晚上我才在朋友家碰到他，雖然我們只在輪船上共處了三天，但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到上海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儘管我離家幾個月了，我那天還是跟他一塊度過，……我們一塊過得真美好，我很高興生平第一次我按衝動行事。」家裡人得知很生氣，「覺得這是件醜事，……指責我輕浮，在船上隨便『撿起』他。……他星期六下午離開後，我收到兩封電報，說如何思念我。家人想不讓我看到電報，但我還是看到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很高興他不在這裡，我不知道他要是在這裡我會怎麼辦。」但是美齡不久就忘掉了他，就像她忘掉了那個荷蘭人一樣。

另外一個「沒有言語能充分表達我對他的感情」的人不是外國人──可是他是有婦之夫。「這幾個月，我們倆都說不出來有多麼傷心，……你知道我家對離婚的態度，而且他的妻子什麼錯也沒有，只不過他不再愛她，……有這樣多的感情真痛苦。我從前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一切都這樣令人絕望。」可是，忘掉這個人也不是太困難。

美齡顯然對自己的征服很得意。有個追求者說他好久沒有她的音信，「著急得要死」。美齡對艾瑪嘲弄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殺死了這麼多人，再多死一兩個人也無礙大事，對吧？」她抱怨：「啊，饒了我吧，麻煩那個人不要再纏著我，上吊去吧。」她嗤之以鼻：有個男人「真煩死人了，他愛上了我，現在在追我」。另外一個「表現出明顯的症狀要向我求婚了」，「可是我想我擺脫他了，而且是一勞永逸」。「上海灘這一向滿是謠言，一會說我跟這個人訂婚了，一會說我跟那個人訂婚了，……最可笑的是，那些男人都不出來否認，也不承認。我不開心。」

美齡並沒有閉月羞花之貌，可她有十足的魅力和誘惑力。她還具備別的更實在的，甚至實用的長處，對此她本人全不諱言：「人們都認為我是個『知識分子』，『大腦發達』，人高傲，但是不討人厭。……我隨和，可因為我家的關係跟『普通人』又不在一個檔次上。另外我穿著時髦，又穿洋裝，有汽車兜風，還不必教書養活自己。」

隨著時間的流逝，繁忙的社交和浪漫生活漸漸失去了吸引力，美齡感到不滿足了：「我每天忙忙碌碌，可什麼成就也沒有。」「我感到無聊，無聊透頂，無聊已極。」她看到：「中國到處有那麼多的疾病，……那麼多的悲慘！有時候，當我看到貧民窟那些骯髒、襤褸的人群時，我有種絕望的感覺，好像一個偉大的新中國不可能出現，而我自己那麼渺小，什麼也做不了。達達，你不可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會覺得自己多麼無用，窮人的比率在這裡比在美國能想像到的任何地方都高。」

慈善事業不能讓她感到充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工作，只是樣子像，……我感覺不到自己做成了什麼事情」。「我們說啊說，但看不到實際成效。哦，我們當然做了些善事，但沒什麼實實在在的成果。」她渴望「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對生活感到真正的心滿意足」。

有一段時間，她想回美國去學醫，但這想法沒實現。首先，她不願離開母親；其次，她家也沒能力供她再去上學了。1921年，她母親在黃金交易市場上損失慘重。

美齡想過結婚生子：「我想女人如果不結婚會對生活失去興趣，……而且如果沒有孩子，未來有什麼意思呢？」但看看周圍的已婚婦女，她不羨慕她們中的任何一人：「我看不出她們比我對生活更感到滿意，從生活中得到更寶貴的東西。她們似乎被縮小了，要不漠不關心，要不無精打采，要不怨氣沖天。她們的生活似乎是那樣空虛──空虛。」

靄齡讓她再試試宗教，美齡對艾瑪說：「她告訴我宗教信仰、與上帝建立真正的對話，是戰勝精神倦怠的唯一途徑。」「我正在試驗她的建議，現在還不知道是否成功。可是我能說，自從試驗她的建議以來，我覺得愉快多了，就好像我不再是獨自一人背負著一個沉重的包袱。當我祈禱時，我處在一種可說是樂於接受的心態中。」

即便如此，不滿足感仍然像影子一樣貼著她。她依然痛感「厭倦生活」，「一切都毫無意義」。她一心渴望能經歷「生活的活力帶來的快樂」。靄齡意識到小妹需要的是什麼：她需要一個合適的男人，一個能讓她生活充實，有目的、有意義的男人。

大姊於是著手尋找這個男人。1926年，靄齡幫助她28歲的妹妹，結識了時年38歲、剛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一個嶄新的世界為美齡敞開了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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