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家巷口洗衣店不再提供送洗收據，店長說，「我們現在只透過Line傳送憑證」，當他得知我已卸載這款通訊軟體，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彷彿我是山頂洞人。此外，我停用臉書3年來，每當友人見面聊及群組裡的趣事，常喟歎「可惜你已經不在了」，他們的口氣，像是哀悼我離開人世。
即使我以Telegram與WhatsApp作為通訊軟體，即使我還用推特、噗浪等社群平台，但在許多人眼中，放棄臉書與Line，就等同一個數位孤僻鬼。某種程度上，它們是虛擬世界的戶籍門牌與電信門號，失去它們賦予的ID，我也失去線上社交的辨識身分。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妙時代，表面上，數位生活提供無窮盡選擇，個人擁有無限制自由，免費下載並享用各種貼心服務；實際上，這些選擇往往被隱形力量牽制決定，很多時候，我們並不如想像中自由，所以常聽見各種抱怨「我很想關臉書，但是……」。
根本原因是，當這些科技公司利用技術與市場優勢，高築各種城牆般的壁壘，我們數位生活、社交人脈，都可能被無情切割，或阻絕牆外。
大到無法管理的網路平台
6月底，《四騎士主宰的未來》一書作者、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蓋洛威（Scott Galloway）批評，「馬克祖克柏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寡頭統治者」；7月初，曾揭發「劍橋分析」醜聞的《衛報》科技記者卡瓦拉德（Carole Cadwalladr）比喻：「臉書若是一個國家，它就是北韓一樣的流氓國家」，因為它獨裁、封閉、擁有毀滅性核武，且完全由一人掌控。
科技平台招致猛烈批評，近年已不稀奇，最近再創高峰，主因是美國疫情與非裔人權運動期間，臉書放任假資訊與仇恨言論流竄，尤其容許政治人物發文鼓吹暴力，被批評是雙重標準，嚴重激化社會對立。
因此，美國民間團體發起「停止以仇恨牟利」（Stop Hate For Profit）活動，要求臉書徹底改革，包括引入人權專業背景的管理階層、參與制定產品政策、由第三方公正單位仲裁重大爭議貼文、重新檢視仇恨言論政策並強化篩濾機制、避免以演算法獎勵極端主張等等。此一活動不但吸引逾百個非營利組織連署，聯合利華、可口可樂等財星500大廣告主也群起抵制，宣布暫停刊登臉書廣告。
這波廣告主抵制潮，一度讓臉書股價急滑8%，為平息眾怒，臉書緊急推出「政治文警示標籤」等功能，並表示將加強仇恨言論審查；加上稍早宣布禁止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官媒購買廣告，其他政治廣告也會加註小字標示，臉書高層宣稱，他們還會繼續檢討改進。
臉書一連串舉措，被批評為虛應故事，不過是每次碰上公關危機，擠牙膏般「我知道我們做得還不夠」（We know we have more work to do）的制式反應。重量級科技記者史威瑟（Kara Swisher）形容，馬克祖克柏的態度，讓她想起自己的15歲兒子，飯後只不過將碗盤放進洗碗機清洗，就開口邀功，語氣像是施惠，彷彿洗碗不是「他的本分」；史威瑟批評，臉書等社群平台自我管理、避免激化社會衝突也是本分，不該每次等到外界施壓，「才把髒碗盤放進洗碗機」。
加上臉書員工不滿爆料，馬克祖克柏在內部會議上，宣稱廣告主抵制行動「影響不大，而且他們會自己回來」。種種爭議，讓《紐約時報》科技記者華佐（Charlie Warzel）認為，「臉書是無法改革的」，社會各界必須改變施壓點，要求臉書砍掉重來。
部分原因是，社交媒體以演算法為核心的基礎架構，又以接觸率為首要指標，導致大量產出分化、情緒操縱性的內容；另一原因是，臉書宰制市場的驚人規模，讓它無法自我管理。華佐舉例，臉書發言人最近上CNN辯護，宣稱他們「每天接收1,150億則訊息」，藉此強調臉書已努力盡責。
華佐指出，這正是臉書注定失敗的命運，因為他們「大到無法管理」，加上主事者及企業文化，讓這家社交巨頭無能擺脫困境。
是國家隊還是資本怪獸？
這也是《注意力商人》作者吳修銘（Tim Wu）最新著作的論點之一，他的新書《巨頭的詛咒》著眼於美國商業史上反壟斷案例，說明企業規模一旦具備壟斷優勢，往往祭出各種手段，創造競爭障礙，打壓潛在對手，最終扼殺市場創新、消滅中小企業的靈活力量。
書中舉例，截至2018年，Facebook已完成67件收購案，包括飽受爭議的Instagram與WhatsApp，另一科技巨頭Google共併購214起，電商帝國亞馬遜91起，他們都以雄厚資本，一面不斷攻城掠地，擴大疆土領域，另一面深掘企業護城河、高築市場壁壘，最終讓矽谷喪失創新活力，並對民主機制及社會公平造成負面衝擊。
所以，不只臉書，亞馬遜等公司也被批評扼殺中小企業、加劇貧富不均。最近，臉書、蘋果、Google等科技巨頭，都獲邀到眾議院反托拉斯聽證會上作證，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正調查臉書是否涉嫌壟斷，甚至直接要求祖克柏宣誓取供。
去年7月，科技媒體《連線Wired》在一場公開研討會上，就邀請吳修銘沙盤推演，針對臉書是否涉及壟斷、是否應該拆分進行攻防。《連線》主編列舉臉書常用的辯護策略，像是「小公司不具資源與人力，去應對複雜的假資訊或暴力議題，且將降低服務品質」、「臉書若被拆分，將讓中國騰訊、阿里巴巴或抖音長驅直入，美國應支持臉書作為國家隊，與外國科技公司強力競爭」。
長期研究傳播科技與反壟斷法規的吳修銘，先是強調「民主機制的精髓，就在於分散資源與風險」，網路科技尤其服膺此一理念，避免資源權力過度集中，導致毀滅性後果。他以70到80年代為例，當時索尼等日本商社力壓美國科技業，但美國照樣以反競爭法令拆分AT&T、限制IBM濫用市場優勢，當兩大巨頭的壟斷力量被削弱，前者促成軟體及網路服務業蓬勃發展、後者間接催生個人電腦的黃金年代；對比之下，日本科技業反而陷入創新泥沼。
吳修銘因而認為，獨大的臉書才是民主危機，2016年以來，臉書屢屢成為敵意國家的最佳武器（台灣大選期間，同樣不斷爆出「宣告我的投票意志」等隱性操作）。時至今日，馬克祖克柏顯然沒有決心、沒有能力解決社群媒體製造的各種麻煩，且不斷說謊。吳修銘主張，將Instagram、WhatsApp與臉書拆分，禁止它們繼續共享用戶資料與營業資源，此舉將弱化臉書的企業護城河，有助於競爭與創新。
給網路社群的新想像
若吳修銘的論點成立，除了透過拆分、限制併購、稅制改革，削弱矽谷巨頭的獨霸力量，我們如何重新想像一個社群世界，避免科技強權吃掉網路世界，又能解決我的數位孤僻症？無獨有偶，華佐也在個人推特發問，結果引來1,000多則回應，連同其他專家建議，我整理如下：
一、改變演算法規則，強調社會責任，而非只求病毒式觸及率，甚至應由各家社群平台攜手，商定以隱私安全、社會信任、免於歧視的共通原則，或以「逆時序貼文排序」，取代演算法黑箱，或限制貼文分享速度，增加傳播摩擦力，終極目標是促成一個「重視社會後果，而非感官刺激」的數位環境；
二、將用戶資料視為「基本人權」，而非「企業資產」，甚至主張用戶行使「資料罷工權」，西北大學一項研究發現，只要3成Netflix用戶聯合行動，就能癱瘓網站的影片推薦系統，未來，同樣策略也能用於臉書或Google身上，作為個體集體爭取權益的手段；
另一種彰顯用戶擁有資料產權的途徑，是創造資料便攜性與共通性，簡言之，就像各家電子信箱可以互通，社群平台也應容許訊息互通，如此一來，在我的同意下，洗衣店就能以Line傳訊到我的Telegram，大學臉書群組也能直通我的其他社群帳號。目前，推特執行長多西（Jack Dorsey）已嘗試推動相關標準；
三、降低數字成癮症，要求社群平台廢除按讚、打心等即時回饋，這些數據常是誘發極端言論或偏差行為的廉價獎勵，也是社交網站成癮的糖衣毒品。更激烈的建議是，將社群平台現有粉絲、追蹤者數字全部歸零，改為適用當前較嚴格的隱私法規標準，一切重新開始；
四、改革注意力經濟體系，《連線》另一篇文章提到，社群平台造成各種紛爭的背後，是「注意力經濟體系」的惡劣後果，從企業到個人，我們都在不知不覺間，資助社群平台上的虛假訊息或不當言論，然而，只靠單一力量，很難根本改革現有社群文化。
換言之，作為網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必須意識到現有系統故障失靈，拒絕為利益體系找藉口，積極找出各環節鑲嵌在系統中的位置（例如，重新思考科技業高層分潤制度），然後逐步拆解，從法令規範、政府管制、數位公民倡議、消費者運動、資訊素養教育，像是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啟動全方位改革，才能斷開魂結，徹底解除這道「科技巨頭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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