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眉蓁論文抄襲「事證明確」，中山大學社科院報請校方撤銷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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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山大學撤銷學位的決定，李眉蓁今天表示，引起紛擾她對中山大學、指導教授林德昌等人感到抱歉，尊重校方的調查程序與決定。
（中央社）代表國民黨投入高雄市長補選的李眉蓁爆出碩士論文抄襲風波，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召開第2次審定會，會議結果今（19）日出爐，認定抄襲事證明確，將報請學校撤銷李眉蓁碩士學位。
中山大學今天發布聲明，李眉蓁論文抄襲案經3名校外專業公正人士審查後，3名專業公正人士均認為李眉蓁碩士論文抄襲事證明確，經第2次審定會議出席委員討論與投票，全數同意李眉蓁論文抄襲情節嚴重，將依學位授予規定，決議報請學校撤銷李眉蓁碩士學位。
中山大學強調，針對學術倫理案件，均秉持公平、公正、客觀、明快原則個案審定。學位論文經審定抄襲的學生，將依法撤銷學位，指導教授也將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相關責任。
另外，為確保學位論文品質，中山大學繼今年4月取消論文永不公開授權選項後，7月校級教評會也通過更嚴謹學位論文品保機制，要求學生提前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加強學生口試前論文比對檢核，繳交比對結果及學術倫理聲明書至系所存查，才可畢業離校。
李眉蓁是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97年發表碩士論文「台灣對中國大陸之貿易分析」，卻遭媒體踢爆論文在扣除摘要、目錄及參考文獻後，內容有96%頁數涉嫌抄襲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發表的「兩岸政經互動」，以及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生雷政儒碩論「兩岸經貿互動與台商投資之演變分析」。
《聯合報》報導，針對中山大學撤銷學位的決定，李眉蓁今天表示，引起紛擾她對中山大學、指導教授林德昌等人感到抱歉，尊重校方的調查程序與決定，之前已明確說明要放棄中山大學碩士學位，她有收到校方要她出席說明的信件，但她不會出席。李眉蓁也說，她沒有與指導教授聯繫，對老師受牽累感到抱歉。
李眉蓁原為高雄楠梓、左營區議員，在今年代表國民黨參戰高雄市長補選，選前外傳國民黨中央設下「李眉蓁333防線」，亦即開票結果維持支持度三成，拿下30萬選票，輸給陳其邁選票30萬以內，李眉蓁就算「完成階段性任務」。但或因論文事件延燒，李眉蓁僅獲得24萬票，成了「國民黨得票新低」的紀錄締造者，得票率僅有25.9%，更慘輸陳其邁43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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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筱歡
核稿編輯：楊士範
【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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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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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