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疫苗完整接種率超過七成,宣布「解除所有防疫限制」與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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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說,疫苗是擊敗COVID-19的超級武器:「幸運的是,大多數地方都恢復了正常生活,我們期望未來可以避免大規模封城,我們清楚這是因為我們擁疫苗這個超級武器。」
文:吳宗宜
全面解封,丹麥宣布將與病毒共存
歐洲各國對抗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策略,已逐漸從追求案例清零轉向長期抗戰。
繼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國逐步解封、轉向與病毒共存後,防疫策略因快速的封誠政策和廣泛施打疫苗有成的丹麥,其衛生部在8月27日的記者會上宣布,自9月10日起將取消所有與COVID-19的限制(除邊境管制),並將從社會重要疾病類別中刪除;同時指出由於丹麥的高疫苗接種率,根本上已降低了該病毒帶來的風險。
丹麥衛生部部長霍伊尼克(Magnus Heunicke)表示,COVID-19不再是對社會嚴重的威脅,因此該國將結束18個月的疫情限制措施:「丹麥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COVID-19疫苗接種率創歷史新高。這就是為什麼自9月10日起,我們可以取消專門為對抗COVID-19採取的特殊限制。」
但霍伊尼克也強調疫情尚未結束:「即使我們現在狀態良好,但疫情並沒有結束,如果疫情再次威脅到社會的基本運作,政府將毫不猶豫地迅速採取行動。」
丹麥是最早實施部分封城的歐洲國家之一,丹麥議會流行病委員會(Epidemic Committee)於去(2020)年3月10日,通過了政府將COVID-19歸類為社會重要疾病的行政命令,率先關閉了學校以及非必要的企業和服務。
歷經疫情期間不斷調整、重複收緊與放寬防疫限制之後,丹麥成為最早重新開放的國家之一,於今(2021)年4月21日推出了「COVID-19護照」,並准許完整接種疫苗者、72小時內核酸檢測為陰性者,以及過去2到12週內曾染疫病康復者,能自由前往餐廳、酒吧、電影院、健身房、美髮沙龍等地點,但仍禁止夜店等設施開放,入境旅行限制則至少會持續執行到10月份。
近期丹麥政府逐漸放鬆各項限制,8月1日起,進入博物館等地方不再需要持有前述證明,8月14日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也不再強制要求戴口罩,更多限制將於9月1日失效,包括進入餐廳和酒吧不再需要出示證明。9月10日起,也解除觀看超級聯賽或參加超過2000人的戶外活動的限制,夜店也將開放。
廣泛施打疫苗,丹麥為歐盟接種率第三高國家
除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外,廣泛施打疫苗也是丹麥能解除限制的主因之一。根據統計,丹麥目前是歐盟國家中國民疫苗接種率的第三名,完整兩劑接種率高達71%。
目前歐洲國家國民疫苗接種率最高的是地中海島國馬爾他(80%),其次為葡萄牙(73%),英國則為62%。此外,丹麥每7天平均確診數為每百萬人167例,雖略高於歐盟平均值的每百萬人149例,但遠低於英國的492例。至9月1日,丹麥全國感染總數達到34萬5693例,死亡人數為2584例。
8月23日的記者會上,丹麥衛生部部長霍伊尼克表示,丹麥當局正在計劃為90%的人口施打追加劑:「丹麥的期望是所有人都能接種第三劑疫苗,問題是什麼時候。」
丹麥總理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說,疫苗是擊敗COVID-19的超級武器:「幸運的是,大多數地方都恢復了正常生活,我們期望未來可以避免大規模封城,我們清楚這是因為我們擁疫苗這個超級武器。」
佛瑞德里克森也指出,雖然丹麥人對疫苗的接受度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高,但即便如此仍有許多40歲以下的人尚未接種疫苗,目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患者中也有80%未接種疫苗。「在丹麥,是否捲起袖子並在手臂上戳一針是自願性的,但我想對那些尚未接種疫苗的人說清楚,你有被感染的風險,也有將這些症狀傳染給其他人的風險。」
他還證實,政府計劃向丹麥製藥公司Bavarian Nordic正在開發的疫苗投資8億克朗,期望未來至少以疫苗洽購的形式回收投資的一半資金,若該疫苗順利研發生產,預計最快明(2022)年年初可以獲得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批准。
衛生部部長霍伊尼克也指出,未接種疫苗的人會大幅增加感染風險,衛生部的目標是在10月之前讓90%的人口接種疫苗。
仍有部分民眾不接種,已施打疫苗者將追加第三劑
丹麥仍有140萬人既沒有完全接種疫苗,也沒有預約施打一劑疫苗,原因可能是他們未滿12歲,或者他們不想接種,近期丹麥每日施打人數已從6月中旬高峰的5萬人下降到5000人以下。
近日,丹麥衛生部決定為人民施打第三劑,主要原因是施打疫苗產生的抗體量會隨時間下降,但對抗Delta變種株須較高抗體量。以色列在7月底就領先全球宣布,將為60歲以上的人接種第三劑,以因應來勢洶洶的delta病毒,自8月13日起更是把施打第三劑的年齡放寬至50歲。
歐洲第一個宣布追加第三劑疫苗的國家則是匈牙利,自8月1日起,任何曾施打兩劑疫苗的民眾皆必須施打第三劑;法國也宣布自8月5日起,為年長者和體質弱者施打第三劑疫苗;德國則宣布自9月1日起,除了年長者及高風險族群可施打第三劑疫苗外,先前施打AZ或嬌生疫苗的人,可選擇輝瑞或莫德納作為追加劑;英國則宣布最快9月6日起,對50歲以上長者、免疫功能不全者,及前線醫護人員及長照中心員工追加第3劑疫苗,並考慮讓先前接種AZ疫苗的民眾追加mRNA疫苗。
另外,美國也宣布自9月20日起,為第一線醫療人員、療養院居民及高齡者施打第三劑疫苗。
丹麥衛生部下轄的國家衛生委員會副主席普羅布斯特(Helene Probst)表示,尚未決定何時開始為國民施打第三劑,但指出優先施打的對象將是免疫系統非常虛弱的患者,如正在進行化療的癌症患者、器官移植患者或有免疫疾病的患者,第二順位是養老院的高齡者。
但普羅布斯特也指出:「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確定,是否需要因為保護力下降而需要接種第三劑,但如果事實證明接種疫苗的人免疫力會隨時間持續下降,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推廣第三劑。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情況,同時也在仔細監測丹麥確診住院中,已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數,看看是否有免疫力下降的跡象。有些疫苗可以持續一生,有些可以持續數年,有些則需要每年注射一次,在做出決定之前,我們需要知道疫苗的有效保護力期間有多長。」
新聞來源
- Denmark to lift all remaining Covid restrictions on 10 September(The Guardian)
- Denmark to lift all Covid-19 restrictions by Sept 10(The Straits Times)
- Denmark to scrap all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as it declares COVID-19 ‘under control’(Fortune)
- Denmark to scrap ALL Covid-19 restrictions(The Local)
- ‘Everyone in Denmark will have a third vaccine dose’: Health Minister(The Local)
- Denmark to give third vaccine jab to people with weakened immune systems(The Local)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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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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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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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