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年初的武漢肺炎疫情以來，在許多台灣人眼中，我們傑出的防疫表現實在值得各國政府、人民效仿。事實上，台灣在疫情下如何確實執行隔離政策，並在國際交通幾乎徹底中斷下重啟國內經濟的種種政策，近來也（難得）獲得了歐美國家主流媒體一定程度的關注。
然而，就當台灣人驕傲地向世界喊出「Taiwan No.1」或「Taiwan can help」這些口號時，本文必須潑冷水式地分享以下一些真實情況：至少筆者在過去幾個月來，與許多來自歐洲各國的「左派進步價值知識青年」（又稱「左膠青年」）試圖談論台灣時，所面臨的一些困境：
歐洲「左派進步價值知識青年」是如何煉成的
首先必須討論，筆者周遭這些「正宗歐洲左膠青年」的世界觀是如何形成的。既然會被稱為「左膠」，這些人往往有以下幾個共通的「雙標」特質：
第一，逢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公共政策即必反（但對自己有好處的政策時又十分擁護政府）
第二，「口頭上的」反資本主義與關懷弱勢（但往往只是說說而已，沒有任何具體行動）
第三，對「號稱左派」的政權有莫名的想像與期待（同時間卻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
最後，「基本教義派」式的狹隘國際觀（只關心主流強國，說好的「關懷弱勢」呢？）
舉例來說，與筆者對談的這些「左膠青年」雖然相識於英國的牛津，也多有很不錯的家庭和學經歷背景，但絕大多數不屬英國公民。
這樣的基本背景，讓自詡「左派進步價值擁護者」的他們，凡是談起英國保守黨的強森內閣或美國的川普政權時，總是嘲諷備至，並且聲稱「與這些排外的右派政權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弔詭的是，當他們自己受益於本國右派政府因保障本國公民就業機會、抗拒外國公民移入的政策時，卻反面露得意之色，從不訴諸批判。筆者一位身為奧地利公民的朋友就是如此：批判英國右翼政府「脫歐排外」不遺餘力的他，卻對自己在奧地利右翼政府的保護政策下、獲得了本國不錯的工作機會而沾沾自喜。
再者，基於「左膠」們總必須對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進行「批判與反思」，讓這些自以為擁抱「進步價值」的青年們，往往對極權的中國帶著莫名且近乎無知的美好幻想──這樣的思想脈絡，或許來自當年法、英等國的左派知識菁英在工運潮時，也曾「尊馬」（馬克思）、「崇毛」（毛澤東）等過往；殊不知當中俄共產政體日趨極權化後，這些左派思想大師也大表失望地極力批判。
以武漢肺炎的疫情為例，筆者身邊就有朋友將「就是因為歐美崇尚自由的個人主義太過氾濫，因此就算各國政府頒布了許多嚴格的封關措施，人民卻依然故我；所以『學習亞洲國家的集體主義、甚至中國的集權』，才是防堵疫情的不二法門」這個論調奉為圭臬。
諷刺的是，筆者身邊的這些左膠朋友們，平日卻對個人權利和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極度重視，絲毫無法妥協。實在無法想像，若中國的極權主義侵犯到他們「個人的」人身自由時，他們會如何反彈？現在他們這些「口頭上的」崇尚集體主義、大政府，在筆者看來，不過都只是因其人身自由尚未受到侵犯的罷了。
號稱「關懷所有弱勢」的歐洲左膠，與他們的「國際觀」
許多左膠青年總是號稱自己「關懷所有弱勢族群」；但筆者觀察，他們所關注的多僅限於「與自身弱勢面向相關」的議題。
舉例而言，筆者身邊一位自詡「為左派思想發聲」的女性友人，基本上卻只是喜歡「在修辭上」強調與女性權益相關的論述，平日並未具體做出或參與什麼有助於女性平權的行動。然而，當發生了與自身權利切身相關的事情時，狀況就大不相同了：當她在英國遲遲找不到適合租賃的房屋時，便將自己的處境訴諸「難道房東歧視我身為單身女性，所以不願租給我嗎？」這樣無法舉證，卻也同樣難以否定的論調。
將這樣「只關心與自己相關議題」的基本態度放大到國際視野，筆者認為這些人的所謂「國際觀」坐實了基本教義派關於「國際（international）」的解釋：顧名思義，international 這個字眼由 “inter-” 和 “national” 兩個字所組成，而 “national” 這個詞彙又清楚地指向源於十九世紀末出現的、關於「民族國家」的意涵。所以在現代英文中 “nation” 才會同時指涉「民族」和「國家」的雙重意義。
簡言之， ‘international’ 這個詞彙的意義，在其誕生的十九世紀，僅限於當時幾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關係──以今日的標準而言，就是僅指涉歐洲、（最多）加上美國等幾個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
換言之，在這個定義之下，對他們而言，「亞洲國家」往往不在討論之列，而只是一種奠基於未知與幻想的「東方主義」式想像。
所以，和「歐洲左膠知青」討論台灣議題有多難？
基於上述的討論，這些歐洲左派知識青年的「世界觀」，基本上源自兩個基礎：「對資本主義的（口頭）批判」和「對歐美主要國家以外政體（主要是中國）的幻想」。在這樣的預設立場下，想要和這些歐洲左派青年深入討論台灣問題，實在近乎天方夜譚。
例如，在「後疫情時代」的脈絡下，談及台灣奠基於「不信任中共政權」前提下所達成的防疫成就時，筆者的這群朋友、同學不是無言以對便是支吾其詞。因為究其根本，他們的思維和心態，早已建立在「反思批判」歐美政體、「幻想崇尚」中國政體的基礎上──簡單來說，從小到大早已習慣前者帶來的自由和權利的他們，反而對其嚴詞批判不遺餘力，並幻想著後者的制度可能更好。
也就是說，他們無法理解台灣人認為「民主自由」的得來不易和值得珍惜，也不懂台灣人在這些價值面對威脅時的心情。
另外如同前述，在他們的「國際視野」外所發生的種種事物，也往往被視為「與我無關」，或動輒以想像的濾鏡去脈絡地了解──簡單來說，甚至在「一個中國」原則之外，任何論述都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想像範疇，從而造成筆者與他們討論「台灣問題」的根本限制。
最後，身在歐洲的最高學府之一，這些「左膠青年」畢業後各奔東西，往往都會在各國政府或重要企業中擔任要職。因此以上這篇文章，並非旨在挑起所謂左派右派之爭，亦非批判這些「左膠青年」有如何言行不一、或多麼「不在乎台灣」；而是希望大家正視一個事實：在歐洲的「進步知識圈」要如何介紹、談論台灣議題恐怕是門大學問，並非單純標榜「我們崇尚民主自由人權」、「我們反對中共極權壓迫」等等即可。同時台灣的「國際宣傳」之路，恐怕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