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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防疫潰堤的三大錯誤

一發不可收拾的法國疫情,是從哪裡開始崩壞? 一發不可收拾的法國疫情,是從哪裡開始崩壞?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2019年的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法國是歐洲第一個傳出疫情、也是第一個傳出死亡案例的國家。法國從一開始病例緩慢上升(前100例歷時1個月),全民無所畏懼、優雅防疫,到後面的疫情急速飆升,醫療體系面臨崩潰,中間2個月的時間,法國政府到底做了什麼,又錯過了什麼?

而法國民眾的心態,在疫情擴散上又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他們可以在總統宣布疫情進入流行期第三階段且下令關閉商家的隔天,集體到公園曬太陽、聚會、野餐?法國人為何這麼不受控?

先來簡單梳理一下法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時間序。1月24日發生首起案例,2月29日確診人數破百、進入流行病第二階段。接著3月5日,以138人創下當時單日新增確診人數的紀錄。此後,法國疫情便一發不可收拾,每天新增病例都在以破紀錄的速度驟增。直到3月12日,馬克宏宣布關閉所有學校,法國民眾這才慢慢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從數字上看,自1月底至3月中之間,有近2個月的「黃金反應期」,本可部署防疫,預防傳播,然而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無人在意。

究竟法國的防疫政策出了什麼問題,又是從哪裡開始走錯了路?筆者就自身觀察與新聞資訊,提出法國防疫問題的三大癥結。

一、對疾病的錯誤認知

這是非常致命的錯誤。筆者因街訪計畫實際詢問過至少50名以上的法國人,了解他們對病毒的認識。沒想到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這就跟流感一樣」、「即使得到了死亡率也極低」、「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亡更多」、「健康的人就不用擔心」。以上這些論點,我想所有經過幾個月公衛資訊洗禮的台灣人應該都可以輕易駁斥。

對於病毒傳染的方法,大多數法國人都認為病毒只會經過「接觸」傳染,因此要多洗手,卻不知道病毒的飛沫傳染。這種認知並非出現在疫情早期,直到3月15日法國市長大選投票所工作人員接受訪問時還是這樣跟我說。

尤其是對於口罩的使用觀念,更是有趣。在筆者訪問的過程中,最常得到的答案,就是「口罩是給生病的人戴的」,這是不少法國醫生的看法,例如法蘭西島衛生感染中心的Hervé Blanchard醫生就曾公開這麼解釋。

其實這個觀念在平常時候並無錯誤,但在面對具有長時間潛伏期的冠狀病毒,很多時候帶原者根本不自知。因此生病與否並不是你有沒有感染疾病的指標,「預防性」的配戴口罩除了保護自己,更是為了保護他人。

但顯然,法國民眾沒有在第一時間被正確告知病毒潛伏期,以及無症狀時仍有感染力的事實。於此同時,藥房的口罩幾乎已經被亞洲人掃光。不是買來自己用,就是寄回去給家人朋友。等法國政府一回神,才發現口罩庫存出現問題,只得緊急徵收,以確保醫療人員供給無虞。民眾要買怎麼辦?政府下令不賣了,只有拿著醫生處方箋的病患才買得到。

或許,政府呼籲不需要戴口罩的言論,很有可能是為了避免人民瘋搶口罩又買不到而造成社會恐慌的策略。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因為關於口罩的效用,其實法國專家也是一直有所爭論。

《費加洛報》3月13日刊出一篇討論戴口罩是否有用的文章,文中寫道:「對個人而言,戴口罩不能完全保障,但的確減少了風險。相對的,公衛政策不建議民眾戴口罩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避免缺貨(確保醫護人員能受保護),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減少病毒傳染效用有限。換句話說,就是用全體的代價來保護自己。」換句話說,不是沒用,而是在數量有限的情況下要留給醫護人員優先使用。

自由職業醫生工會理事長Jérôme Marty也在看到許多研究報告後,承認自己之前口罩無用論的錯誤。他指出,有越來越多醫生都贊成全民戴口罩的假設,「這跟我3週之前所說完全相反,但這些研究讓我支持這個論點,至少是在大眾運輸上,因為即使沒有病徵,也很有可能已經染病」。

由此可見,口罩並非無效,而是在口罩管制政策太遲,為避免民眾恐慌搶購、醫療人員無罩可用而不得不的「妥協對策」。否則,如何解釋現在政府要求工廠趕製(這個動作2個月前就應該做了)?為何巴黎街頭戴口罩的法國人也越來越多了?(我倒是很好奇他們口罩哪裡來的,或許也有海外親戚提供?)

當然,民眾沒有相關知識實屬正常,蒐集並傳播正確的疾病資訊是政府的責任。法國政府在這點上,可謂非常失職。

二、政府的輕忽態度

《世界報》一位記者在一篇報導的開頭寫得很有趣,反諷意味濃厚:「那是3月6日,卻彷彿是在一世紀之前……總統馬克宏和妻子一起到安東劇院看戲,那時冠狀病毒才開始流行,而國家元首說:『生活如常』」。

是的,就在馬克宏一派輕鬆地叫大家不要怕病毒要多出門走動的短短6天之後,馬克宏下令關閉所有學校;再2天後,關閉所有非必要商家;再過2天,全國人民限制行動。從鼓勵民眾多出門的生活如常,到不准人民隨意出門的「我們正在作戰」,不過10天的時間,政府可總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

還有處理冠狀病毒疾病到一半,辭職跑去選市長的前衛生部長布辛(Agnès Buzyn),她曾在1月底時表示,「病毒從武漢入境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疾病在法國擴散的風險非常的低。」如今她這番言論,被法國網友挖出來,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加上她2月17日宣布辭職參選的背後訊息,說明政府認為疫情根本不嚴重,否則不可能在這個時間點做這種決定。

不過,或許不願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布辛3月17日敗選後在接受《世界報》專訪時,有了驚人的爆料。她說當時辭職參選時,就知道「疫情的大海嘯即將到來,我離開時就預料選舉會無法舉行」。此外,她還說12月底時就知道不知名肺炎在武漢爆發的事件,並通知衛生署。1月11日她通報總統與總理,並警告他們選舉必然無法順利進行。

這麼說來,法國政府至少從1月中就知情,且開始部署預防了!若真是如此,那法國就是有意識地在應該有所作為的時候選擇不作為,或假裝不知情。布辛稱政府執意舉行市長選舉的決策過程為一場「化妝舞會」,而這個甩巴掌式的爆料也被法國媒體稱為「布辛門」。

不過,法國政府這種自信滿滿的態度,一部分來自於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誤判,以及中國看似不算嚴重的數據。WHO秘書長譚德塞1月23日拒絕宣布武漢肺炎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說明了WHO也一度低估了這種病毒。作為國際組織的積極參與者,法國對於WHO的判斷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又或者,把WHO的指令當作保護傘。

政府對事件的處理態度,其實都在對人民釋放各種訊息。而對病毒的輕忽,自然使得人民不把疫情當一回事──「政府都說沒事了,有什麼好擔心呢?」所以當政府翻臉比翻書還快的時候,人民一時還沒反應過來,因此也才會有總統下令關閉商家的隔天週日,全民跑出去曬太陽的脫序行徑。

第三、公民精神 vs. 個人主義

法國人崇尚自由,強調浪漫色彩的個人主義,也就是「只要不危害他人或共和國利益,我想怎樣都可以」──即使需要放棄生命,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

我在確診病例破千之前進行了一次街訪,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都豪情萬丈地跟我說,「如果擔心,就無法享受人生」、「人總得一死」,或「害怕也無法避免危險」。每個人都認為不怕被病毒感染,但他們沒意識到的是,所有人都可能是潛在的無症狀帶原者。

法國人有多不受控?總統馬克宏週六晚上才剛下令關閉所有餐廳、酒吧、藝文等場所,要人們保持「社交距離」,週日全民就趁著天氣好,集體曬太陽,各種公園、塞納河畔、菜市場擠滿人的照片在社群媒體上傳開。矛盾的是,當天市長選舉投票率卻創新低,民調受訪者說他們擔心疫情所以不去投票,但回頭看看那些到處人擠人的照片,也只能黑人問號。

對此,週一晚間馬克宏說重話,他在演說中稱法國人「不守規矩」,還強調「我們正在作戰」。我把這個題目帶到街上,詢問法國人對這番言論有什麼看法。沒想到,受訪者每個人都開心地笑著同意,仿佛「不聽話」對他們來說是個讚美,很多受訪者都加碼,自嘲就是「反骨」、「革命份子」。

不過有趣的是,筆者幾天前詢問法國人是否覺得之前低估了冠狀病毒的威力,絕大部分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們表示,因為先前沒有過這樣的經驗,加上很多訊息都說和流感類似,因此的確輕忽了疫情的威脅。是的,他們大多願意坦承疏忽。

一位法國受訪者說得很好,她說:「我們之前認為就跟流感一樣,所以不太擔心。但我也覺得這跟政府的態度有關,他們可能不想讓民眾太過擔心,但有時就是應該讓我們擔心,否則我們都輕忽了。」

一位學者把法國人民這次面對疫情的心態描述得非常貼切。犯罪學家與風險管理專家波爾(Alain Bauer)在法國電視台(France Television)3月10號的政論節目上,批評法國處理冠狀病毒危機的態度:「我們面對新的問題,態度總是『否定、淡化、放棄』。一開始總認為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真的發生了,就說情況沒有這麼嚴重;最後等到為時已晚,再表示束手無策。」

政府過度輕忽,現在能否守住最後一道防線?

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指責法國政府的錯誤,因為第一,他們的確不如亞洲曾經歷過SARS風暴,沒有類似的經驗。第二,法國很可能是因為聽信了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早期的言論與數據報告,導致誤判,這是一個國際層級的錯誤,不幸地讓全球承擔後果。

但法國政府還是有責任在,或許是因為真的低估病毒,也或許是因為不願造成恐慌,但這一切現象都解釋,決策者的確過度輕忽了。從布辛向政府通報的1月11日開始,到3月12日馬克宏宣布關閉學校,這兩個月的時間,不可原諒地被白白浪費,甚至不顧部分醫生公開連署反對,執意舉行3月15日的市長投票。相信講到這些,旅居法國的台灣人應該都或多或少和我有同樣感受。

最後,只希望歐洲國家能在這次疫情中有所學習與領悟。亡羊補牢,時猶未晚。但願法國為期至少兩週的行動限制與商家關閉能守住最後一道防線,而各國都能盡快從跌倒中爬起。期待大地復甦那日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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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文化消費、階層與國界之間,作者關注國家政策與多元公民社會互動下的公共領域。現為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媒體傳播博士生。曾任電視台外電編譯、金曲獎國際宣傳、劇團巡演經理、電視台駐法特約記者、移人特約記者,現任中央社巴黎特約記者。熱愛紀錄片與戶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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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文化消費、階層與國界之間,作者關注國家政策與多元公民社會互動下的公共領域。現為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媒體傳播博士生。曾任電視台外電編譯、金曲獎國際宣傳、劇團巡演經理、電視台駐法特約記者、移人特約記者,現任中央社巴黎特約記者。熱愛紀錄片與戶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