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高橋出生的。」我媽說。外公外婆結婚之後，經濟困頓，兩人便搬去外婆家鄉種胡椒。在印尼的加里曼丹，「高橋」（客家語發音）是個以外國醫院著名的地方，傳教士帶來現代化的醫藥，地位類似現今的古晉。也多虧外婆保留了這張出生證明，我媽後來才能在華人飽受歧視的年代裡更改印尼姓氏，順利進入印尼小學，在17歲時小學畢業。反倒是後來在亞洋岸出生、但沒有證明文件的兩個阿姨，只能登記與自己實際不符的出生年月日。
1970年代，為了躲避印尼反共時期連帶對華人的壓迫，媽媽與家人從亞洋岸逃到坤甸，童年貧苦。我媽記得，「阿爸常罵我，我們找得要命，沒有一點錢。」說到這，我媽像是想到了什麼，「抓菜蟲，是有一點錢啦。」那買菜殺價得到的零頭，就是她童年的財富自由。阿姨也想起有個阿賢叔叔常嫌她醜──就長臉和下垂的眼角這點，阿雪是最像外婆的。但當面說女孩子醜也太過分了，多半還是因為看不起窮人家的孩子吧。
當年10多歲的舅舅，早早去金店做學徒，代替外公成了家庭經濟支柱。舅舅結婚之後，有了自己的家，原本的家庭成了沈重的負擔。舅媽總有意無意說她們幾個孩子是拖油瓶。舅媽跟他們不同，她是坤甸本地人，不必逃難。我媽說：「其實我早就認識她們家，她妹妹來買豆干，沒付錢就走了，我爸不敢討，但我會說：『你還沒付錢。』她不認識我，但我比我哥還早認識她。」你以為的陌生人，有一天成了你一輩子的親人。舅媽有時向舅舅告狀芝麻大的小事：「我吃龍眼的時候，小孩子還偷看我。」仔細想想，阿雪剛出生就變成了難民，也許她真的會用奇怪的表情看別人進食。但我媽反擊舅媽：「你沒看她，你怎麼會知道？」
「有一次，我小妹才12、13歲，我哥打她一巴掌，我爸媽不敢打哥哥，我大妹只會抱我嫂嫂大腿，我覺得不公平，我就打我哥一拳。」沒人想到我媽會出拳，舅舅也傻了，沒人罵她。舅舅只說：「我自己的妹妹我不可以打罵嗎？」我媽回答：「對，就是這樣。」現在阿雪事業成功，兄弟姐妹也成家立業退休了，「本來這次回來要約我哥哥，但我哥哥那時候沒幫阿雪，她也不想請他去。」
「看你的臉，就知道是誰家的孩子」
從坤甸出發，我們開了2小時的車程到亞洋岸，說是要回故鄉，卻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穿金戴鑽雍容華貴的舅媽，囑咐司機在市集停車，讓她去路邊買幾塊炸香蕉，雙方聊起為什麼來這裡，一旁賣香蕉老闆的父親看著我媽說，「你家在前面。」老人說，我媽和她的父親長得很像，不用說就知道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很像。」我媽說。但這張臉確實是回家的通行證。
記憶中的橋沒了，50多年後，亞洋岸那個老家什麼都不剩，只剩下屋子後面的這座山。加里曼丹的山看起來跟台灣差不多，就是一片綠綠的。
乘著休旅車迴轉主要幹道，老家周圍沒有任何店家、沒有草叢，連停車放尿都不太可能。但我們千里迢迢就為了這塊空地，不拍照的話，就等於什麼都沒看到了。我帶著媽媽快速下車，穿越馬路到對面的空地，跟她童年養豬時總會看見的山合照。
司機蘇亙問我們，為什麼要大老遠從雅加達跑來？人都走了，房子也沒了。阿雪開玩笑說：「挖一些土回去啊。」
「我覺得房子還是以前的漂亮。」在我媽心中，水泥建的兩層樓透天厝，永遠比不上以前用葉子鋪屋頂的老房子。
尋訪逃難年代的童年玩伴
兩年前，坤甸開了新路往古晉，已不像過去那麼顛簸，但我暈車吐了。忍不住想起鹿野忠雄和「蕃人」進山，該不會就是這種感覺吧？（另一個可能是，到了現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客家人還是用蕃人這個詞，絲毫沒有改變。）身為印尼當地人的阿姨，得了病毒型腸胃炎，下午開始拉肚子，晚上發冷送醫。其他人也一樣腸胃不適，把帶來的備用藥品都吃完了。後來檢討兇手應該是這三種東西：炸香蕉、用鏽刀削過的鳳梨、還有叔公家的茶水。
回程還有時間，我們又去他們後來安家的新埠頭繞繞，但我媽跟阿姨都認不得眼前的路，只能召喚童年的回憶：「我們家前面有水溝，可以玩水。」見到路人就說：「我們姓吳，以前賣豆干，你認不認識誰誰誰？」問到第五個人，那個中年男子竟然認識，指了往叔公家的路，進入更深的巷子，才發現她們記憶中的大水溝，其實就像北投路邊泡腳池那麼小。
明明沒有事先約好，但巷口聊天的幾個人，紛紛替我們集思廣益，哪裡能找到相識的人。忽然，穿紅衣服的女人叫出我媽的名字，我媽立刻快步向前，問她是阿永嗎？兩人緊緊握著手，兩下、三下──好像不這麼緊緊抓住，對方就會像夢境一樣不見。她們掉著眼淚，也不坐鄰人拿出來的椅子，在那裡說著現在做什麼，有幾個孩子了。接著，阿永領著我媽，去找其他的童年玩伴。阿祥做了裁縫，在大熱天裡赤裸著上半身，聽到要拍照時趕緊穿上蠟染襯衫。做工的阿榮現在不做了，沒事就在村裡晃蕩。
「我比我媽還早離開，帶著大妹去坐車，還在河邊幫她洗澡。」在我媽的印象中，因為外婆還要收拾東西，託人沿路幫忙照顧我媽跟阿姨，送到在坤甸開金店的德福表哥家。但確切是哪一天走的，我媽完全記不得了。
「逃難的時候，我剛煮了一鍋飯，就帶在路上吃了。」阿永卻清清楚楚記得，她當年12歲，離開那天的日曆是1967年6月15日，我媽只比她早幾天離開。歷史在此修正：以前我推估在1965年軍事政變930事件當下發生的逃難，確實如我媽的印象，晚了一點發生。
離開新埠頭時，我媽跟阿姨終於找到過去住的房子，那是一棟在大馬路旁的兩層樓透天厝，門口是藍色的鑄鐵柵欄。雖然歷經改建，門口也翻新了，但跟周圍的建築交叉比對之後，她們確定那是過去的家：
「那是我們的房子。」「家被人搶走了。」
那時她們舉家搬到雅加達，應該是把房子賣了換路費，但她們的感受卻是被搶了。
教堂還在，電影院沒了，過去的學校變成了補習班。
新埠頭真的變了。
解開幾十年的心結
都說好心有好報，但接濟母親一家人的德福表哥家，樹大招風，就算賄賂了警察，總是有人在他的店門口惹事，不得已搬走換店面，生意自此一落千丈。幸好他的孩子那時也都大了，移民到別的地方，甚至是其他國家。
他們夫妻倆和雇用了30年的幫手（雖然客家話說是「佣人」，但印尼文是「幫手」Pembantu），守著坤甸偌大的房子，大得足以讓20幾位家族成員同時入住。但大家工作忙碌，節慶休假的時間不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團圓。
阿雪說起當年寄人籬下，跟德福家的孩子玩在一塊，有人的金戒指不見了，說是她拿的，阿雪百口莫辯。過了幾十年，阿雪這個孩子都老了，趁著跟德福嫂同車的時候說，她真的沒拿那戒指。德福嫂說，我相信你。
這個久遠的心結，到了這一刻才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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