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幾個人成馬蹄形圍坐，林黎彩憑著感覺，從中挑出身材微胖的學員，代表她的父親，另一位瘦高的女性，代表母親。不久，他們倒在地上。

死去的父母像是活了過來，又死了一次。

1947年228動亂漫延到高雄，時任苓雅區區長以及新生報印刷廠廠長的林界，在3月6日隨地方仕紳赴壽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與司令彭孟緝談判，數天後被槍殺處決，那時林黎彩僅14月大；8年後，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平常下午，她最後一次摸著冰涼的母親，倒在廚房門口邊，喝下的濃鹽酸使脖子到胸膛一片黑。

父母雙亡後，林黎彩與姊姊寄人籬下，在親戚的歧視目光與言語傷害中長大，並度過一段在外流浪的歲月，因為恐懼再次受到傷害，婚後封閉起自我，連左右鄰舍都不敢往來。直到解嚴初期，在夫婿廖中山（1934-1999）的支持下，一步步挖掘父親身世，並積極參與受難者家屬的倡議行動、舉辦以228為主題的美術展，更實際付諸行動向「加害者」討公道：1992年控告彭孟緝殺人罪、2010年控告國民黨，並多次於公開場合向時任總統馬英九嗆聲。直到現在，每年228仍能見到她在公開場合控訴「元兇」蔣介石的不義。

「根本想不到那個時候會冒出很多很多根本講不出來的話，我跪在地上開始怨嘆父母，抱怨小時候受的傷，你們會生不會養⋯⋯」林黎彩回想起2006年女兒替她報名參加的「家族系統排列工作坊」，在代表父母的學員前，瞬間潰堤，回到那個渴望父母擁抱的小女孩，與長年以來堅毅、強悍的公共形象形成劇烈的反差。

此輔導技巧源自德國心理治療大師海寧格（Bert Hellinger），發現許多心身問題或困擾都是源自潛意識上與家族成員的糾葛牽絆，透過「排列師」引導，一步步將問題的根源顯露，便能找出化解的方法。

「有陣子在國外念書，每年228打開電視，固定會在華語頻道看到我媽，想家的時候，這是唯一可以看到她的機會。」廖啟凡說起留學時，與母親林黎彩的隔海相望，弔詭的是，這卻是她極力想要抗拒的「紀念日」，「就像祖宗牌位，每年到這個時間點拿出來拜拜，然後再收回倉庫。這麼久以來，一方大聲疾呼追求真相，另一方則說不要撕裂族群，完全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與之保持距離，更深層的原因出於自我保護。不同於學者、政客、憤青等為了不同目的，紀念、研究、消費這個巨大的象徵，對受難者後代而言，228不是一個議題，而是永遠存在生命旁側，得與之搏鬥的陰影。

「我媽他們受過比較嚴重創傷的這一輩，有個通病，很喜歡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些很可怕的畫面，讓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想像，就好像站在旁邊看那過程，比如人被用鐵絲串起、外婆自殺時的情景⋯⋯可能是因為那些東西過於強大，我想要逃，也有可能身為老么愛自由，得想辦法讓自己繼續往前走，脫離那些包袱，過好自己的生活。」

義憤的母親直面歷史的暴政，索求正義；女兒背轉身，尋找個人的出口。兩代看似無交集的道路，卻偶然的交會 。

「剛開始因為想處理個人感情的問題，接觸一些心靈治療與成長的課程，我也想要我媽去上，可是她都不肯，彼此的關係很緊張，覺得為什麼都不願改變？後來我發現到，她從小坎坷的這樣過來，生命裡面很大的重心，就是對國民黨的恨，一但把這個『恨』抽走，生命的重心就會沒有。」廖啟凡說。

某次家族排列課程後，在沒有透露任何細節的情況下，代表廖啟凡外婆的同學過來說，「啟凡，好奇怪，剛剛我覺得喉嚨好痛」，使她非常訝異，下定決心一定讓母親參加，沒有事先知會，就花了6,000元幫她報名兩天的工作坊。

「我們母女在那一段時間講沒兩句話就僵住，我講她不接受，她講我我也不接受，」起初林黎彩十分看不慣女兒花費大把金錢、時間與精力，從早到晚投入那些可疑的課程，甚至還直接進入課程顧問公司工作，「問她到底在哪裡上班，她說要保密，哪有這種事？至少要跟妳媽講一下，這樣子到底是幹什麼！薪水那麼低時間那麼長，從早上出門到半夜一兩點才回來，長期這樣對身體不行，我說老闆在利用她的善良，因為看到媽媽的痛苦，想要化解同樣心裡有傷的人。」

當林黎彩半信半疑去了女兒推薦報名的課程，相同的情境重現，代表她母親的學員，出現喉嚨疼痛的反應，彷彿多年來在外奔忙，以層層堡壘護衛的傷痕，以另一種形式，在他人的感知中坦露出來。

「兩天的課程結束，大概有半年時間，我每天早上起來，直接在心裡跟父母請安，剛開始也是一直在抱怨，到後來，還是感恩吶，沒有你們，也沒有我。雖然心裡的傷痛無法一下子好，但是最起碼，我已經往前踏出一小步。」

在這個與逝去親人連結的時刻，國族、正義、真相、責任，所有關於政治正確／不正確的名詞與概念，似乎都很遙遠。

「當我去做心靈治療課程的時候，就會想到228的家屬，許多情緒暴躁、易怒、多疑，每一個受傷的心靈，都留下難以回復的傷痕，這個社會必須要有能夠療傷的空間。」林黎彩說。

解嚴前夕首次由民間發起的平反運動距今已30年，228早非禁忌，從訂定紀念日、金錢賠償到兩度國家級的調查報告，政府從公共的層面，試圖處理、彌合這道台灣歷史上的傷口。只是公共的轉型與和解，真的能夠撫慰個人創傷嗎？這個社會能有療傷的空間嗎？

當主流的228論述核心，仍聚焦在許許多多殞落的台灣菁英，遇難的細節被不斷復述，他們過去的生命凝結在時空中恍若永恆，被留在世上的家屬則成為法定代理人，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補償金，需要重構歷史情境時，則成為受難者的生命代言人。

「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的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後，而不見其主體性。」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在1997年出版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中寫道。

1990年代初期，當她首次在宜蘭地區進行228口述史工作時，「很疑惑為什麼死的都是男人，女人的經驗到底怎麼一回事？」由此問題意識出發，在那個家屬猶仍驚懼不願錄音，並時而要求匿名的情況下，沈秀華用手寫記下在228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女性，長久以來不被看見的生命史。

「從性別分工的角度，公共事務以男性為主，國家暴力往往針對那些威脅到權力的男性，而當男人死了、被抓去關，承受苦難、收拾接下來局面的卻是女性。當我們紀念、歌頌男性受難者，將他們寫進台灣歷史的主體，卻沒有看到那些家屬在後面，非常幽微的生存狀態。」沈秀華說。

「受害者仍定位在當時死去或被關的人，他們的父母、配偶、小孩只被當作『家屬』看待，以代理人的身份，領錢、參加紀念活動後，彷彿創傷到此結束。可是這樣是行不通的，儘管我們再怎麼紀念，他們都不會覺得『正義』真正到來，當年所留下各種的驚恐與痛苦，那些東西絕對不是我們有權力叫他放下就能放下的。」她強調。

近年來在「轉型正義」大旗下，面對國家侵害人權的過往歷史，又有新一波包括從司法正義、檔案真相、歷史責任等面向的議論與探索，只是在論述的洪流中，深深烙印在家庭中的受創經驗，繼續被遮蔽在歷史與政治的舞台之後，沖散四溢，彷彿那注定是各自要去承受並設法解決的個人逆境。

當長年站在第一線的228家屬林黎彩在坊間的心理課程中， 隨著「排列師」的引導一步步放下對過早離世父母的埋怨與羈絆時，她所背負的一切，與旁邊學員從失婚到喪子的各種創傷並無太大不同，具體而微反映出，政治暴力在家屬身上所留下的創傷經驗，是如何徹底地在政治暴力的歷史中缺席，以至於「去政治化」。

30年來，這座島嶼不斷地紀念228，但從國家體制到心理與精神醫療專業，對於正視此一創傷經驗的存在及其影響，仍有大片空白，遑論療癒的可能。

「雖然那是國家應該做的事，但年復一年的紀念儀式我其實蠻無感的，覺得好遙遠。坦白說當初進來這裡工作，想要探索那個黑暗的歷史，彌補自己心裡的黑洞，可是我找不到，因為都是英雄豪傑、台灣菁英，那我的母親呢？我的哥哥呢？被糾結得這麼深，誰描述過他們、誰注意過他們？」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研究專員林小雲坦言，她的父親林傑鋼於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判刑15年送往綠島，出獄後生下她。

「在這個紀念館，常常政治直接就打過來了，被卡住、肢解，完全碰觸不到真正的生命，個體被模糊在一片大論述之中。」她表示。

與228類似，過往對於白色恐怖議題的關注多集中在受難者的遭遇，紀錄工作與詮釋角度則多由學者以及文史工作者掌握，2014年，幾位戒嚴時期父親涉及政治案件的「二代女兒」，在藝術家蔡海如的策展下，以藝術創作的形式傳達女性家屬的經驗，如此家屬自主的發聲可謂空前。

「這個展覽好像一種儀式，跟悶起來私下聊不一樣，我們鬱積這麼久，不知如何解決、搞不清楚的狀態，突然好像有了一個不一樣的出口。」林小雲說，她是當時的參與者之一。

相較於228，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經驗，更難對大眾敘述並被理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案件牽涉到左翼共黨組織，尤以1950年代居多。對於從戰後歷史建構民族認同的後解嚴世代，摻雜在白色恐怖時期中的「政治不正確」成分，使其難以進入台灣國族敘事的殿堂。

沈默與壓抑，則普遍籠罩在每一個「白色家庭」內部。

「他們可以對朋友講這段重要的經歷，可是對子女一字不提，也不能問，從小母親就很在意我怎麼跟別人介紹自己，叮嚀不要講父母名字、非必要不要告訴別人家住址，所以若要我自我介紹，腦袋會空空的。」參展者之一顏司音說，父親顏大樹1950年入獄13年，出獄後才結婚生下她，「我爸1991年走，為了尋根，我的碩士論文書寫他的經歷，口試時老師問，為何沒寫『自己』的感受，我心想哪有那麼簡單？從小到大不能說，現在要說，我會失語，又要從何說起？」

在父親「被消失」以及「回來後」不順遂的歲月中，永遠是母親撐起家的重擔，與母親之間的拉扯，橫亙在女兒們最重要的成長階段。

「媽媽很兇，小時候對我來說像巫婆的角色，因為很厭惡爸爸以前的朋友，認為都是外面的社會關係，造成了他的災難，所以在我記憶中，媽媽總是很緊張告誡不可以這樣、那樣有危險，不要跟旁邊小朋友玩，家裡有種很奇怪的封閉性。好像隨時戴著一個玻璃罩，外面多熱鬧，我怎麼走，還是被封在裡面。」林小雲說。

直到展覽前夕，這些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省籍，過去大多不識的「二代女兒」，初次碰面聚會，赫然發現彼此像「孿生的靈魂」。

「那是一次很奇妙的聚會，平常我們無法開口對別人講的事情，每個人很熱絡的就談起來，並覺得天吶！為什麼這麼容易就能了解彼此，每人都講了好長好長的故事。」林小雲眼睛發亮地說起那個場景。

不在場的父親、神經質的母親、身處局外人的孤單感受，甚至是不知從何而來的身體疼痛⋯⋯已過中年的女兒們，拾起斷裂的記憶，從語言的縫隙中，傾聽、看見並描繪長久以來不足為外人道的一切。

「家屬在自我表達上是很困難的，要顧及到『英雄』的角色，這個不要寫、那個不要講，我們真正的感受是比較次要的，如果說這是一個療癒的過程，那永遠沒有辦法到盡頭，因為我們始終要隱身在那個光環底下。」施又熙也是參展者之一，原名施珮君的她，是施明德第一段婚姻的次女。

從小到大，都要被與著名的父親放在一起談論，即便幾乎沒有相處機會，甚至最後走到衝突決裂，「小時候就像穿上盔甲忍耐著，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因為他去坐牢所以我們才會這麼衰，可能對於父親有個渴望，一直懷抱著一點希望，等他回來就會好了，後來發現更糟，一輩子唯一仰賴的一點點東西，整個崩塌掉了。」

走過自殺邊緣與6年的憂鬱症治療之路，施又熙的作品名為「你看得見我嗎？」，在一面面鏡子上寫下文字，其中一面寫著：「那個年代，我看不見自己，現在，年近半百，才開始學習看見自己，但，我的青春人生呢？」

每一件作品訴說的，都是看見自己的渴望，還有試圖看見家人苦難的源頭，與遺憾和解。

林小雲把父親在綠島的照片，與母親獨立在山上與兄姊的家族照，在兩面相對的牆上並列，還有3幅洗不出來，「假如歷史沒有被無端扭曲，我父母可能可以擁有的比較自然而美好的生活照」。

林小雲本想將這個展覽，當作禮物送給臥病多年的母親，可是來不及能看見，她就去世了。勉力出席其中一場座談，面對張著好奇雙眼的年輕觀眾分享，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母親，她嚴厲的面孔從小到大都沒有出現在夢境中。

「場景在小學四年級的教室，那時剛從山上搬到城市，裡面是我們家建材行的擺設，從教室出去，在走廊盡頭遇到我媽，夢裡的她很完好、雍容，身上穿著熟悉的花襯衫與黑長褲，用母語饒平腔客語對我說：『毋思忒煞猛』，意思是『不用那麼拼命』。笑咪咪的神情，意味著她知曉也感受了我的努力，要我放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