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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候選人們「氣候政見」最主要的異同為何?還缺了什麼核心思考?

總統候選人們「氣候政見」最主要的異同為何?還缺了什麼核心思考?

2024年總統大選剩不到一個月,三位候選人在「氣候」政策有哪些表現?

截自賴清德、侯友宜及柯文哲臉書粉專

COP28氣候峰會剛結束,定調全球氣候行動應轉型脫離化石燃料,但是台灣「灰電」來源有8成都靠化石燃料,未來如何跟上全球脫碳的腳步?距離2024總統大選不到一個月,三位候選人的氣候政策都已準備好回應轉型趨勢了嗎?

2024年總統大選於11月24日登記截止,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確定成為總統候選人。事實上,2024年並非只有台灣要選舉,光是在亞洲,就有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南韓、印度、斯里蘭卡等國也都將迎來大選。

在氣候變遷日益嚴峻、國際氣候行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情況下,「氣候」成為貫穿各國大選的核心議題。選舉在2024年初的台灣,當選人的氣候政策將成為他國矚目的焦點,甚至有可能影響他國氣候政策走向,為台灣在國際氣候行動上扮演的角色定調。

一個氣候,各自表述

在台灣,氣候很幸運的為跨黨派議題,各個候選人大體上皆同意氣候議題迫在眉睫,只不過對於解決方法的論述不盡相同,可說是「一個氣候,各自表述」,從下表各候選人提出的2030年和2050年電力配比目標即可看出差異。

註:表格資料整理自各候選人2023年12月10日前的相關發表與說明,各陣營如有提出新說法與新政見,將補充後更新。

針對候選人各自的氣候表述已有不少討論,筆者會聚焦在一個較容易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面向:需求端政見。

以需定供

儘管各自表述,三位候選人的氣候政策至少有一個共通點,可以用「共力研究社」所提出的「以需定供」一詞概括,即政見多著重於供給端,試圖透過永續能源和資源供給的大幅提升來滿足不斷成長的需求。

然而,以能源為例,根據共力研究社的估算,台灣2020年到2050年必須增加21倍的再生能源,才能滿足目前預期的需求。

三位候選人政見主要針對提供永續能源和資源供給,來滿足不斷成長的需求。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台灣2020年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約為9,600MW,2022年約為1.4萬MW,成長幅度連1.5倍都不到。如果連這樣的幅度都困難重重、爭議不斷,就算增加21倍在技術面有可能達到,試想在社會面會是多麼天翻地覆的景象。

況且,再生能源雖然整體而言比化石燃料永續許多,本身仍有不少的負面影響與附加問題,若需不停開發再生能源才能滿足無止盡的需求成長,這些影響與問題也會隨之不斷加劇。若要在2050年用風電和光電滿足全球能源需求,有研究預估將需要3,400萬噸的銅、4,000萬噸的鉛、5,000萬噸的鋅、1.62億噸的鋁、48億噸以上的鐵等等。這些金屬目前的開採和加工方式不但會產生大量的碳排和生態破壞,還經常因供應鏈缺乏監管而嚴重侵犯勞工和當地居民的人權,甚至成為新殖民主義的一種型態。

以供定需

為確保供給目標在技術面和社會面都可行,同時將再生能源所造成的影響與問題降到最低,候選人必須採取「以供定需」的策略,在考慮各方面條件後,制定出合理的供給目標,並將需求維持在供給目標之內

事實上,候選人並非沒有需求端政見。賴提出了「深度節能」的概念,透過「能源技術服務中心」的成立、「綠色金融」方案的擴大等等,達到「系統性節能」的效果,同時也號招全民形塑「淨零永續綠生活」。侯提出交通「資源循環零廢棄」的產業模式以減少需求、強調自行車在綠色運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主張推動全國住宅需求量調查。柯支持虛擬電廠、主張公有建築每年翻修3%以改善節能、提出共享車取代私有車的想法,並強調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永續的重要性。

三位候選人的需求端政見皆有可取之處,卻也需要彼此的政見來補強。「深度節能」實質上應為能源轉型的第一步,因為系統性節能過後才能確保不會有不必要的資源挹注於可省下的再生能源需求上,而且省下的能源往往是最便宜的能源。

「資源循環零廢棄」同樣非常重要。氣候變遷不但關乎於能源供需,也關乎於資源使用,透過循環經濟落實資源的完全重複使用,自然就能有效降低資源需求。

氣候變遷除了針對能源供需,循環經濟、資源使用也同樣重要。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同時,也必須要有生活方式的改變與重塑才能讓節約能源和資源的效益最大化,避免「傑文斯悖論」抵銷節能成果。19世紀英格蘭經濟學家傑文斯發現,在瓦特發明能大幅提升煤炭使用效率的蒸汽機後,英格蘭的煤炭消耗量反而飆漲,原因是因為資本家拿蒸汽機省下來的成本去擴大產能。因此,節能和資源循環的技術必須要由相對應的意識和行動承載,才不會淪為圖利人士草船借箭的對象。

然而,就算將三位候選人的需求端政見合而為一、截長補短,仍需要解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才能在能源與資源需求不超過地球供給限度的情況下,將社會福祉最大化
如「傑文斯悖論」所示,若不改變人們使用科技的動機和方式,單靠科技的創新難以完全解決想解決的問題,甚至可能使其惡化,或招致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偏偏,當前驅使著這些動機和使用方式的,往往是對於獲利和GDP無止盡成長的信仰。這樣的造神運動讓社會普遍相信這兩種成長所代表的「經濟繁榮」等同於社會福祉的提升,但事實上這個等號不但在許多情況下都不成立,而且這兩種成長反而正是當代社會對能源、資源和勞動力需索無度的起因。

綜觀三位候選人的整體政見,就算沒有明定GDP每年持續成長的目標,但也都沒有提出破除傳統「經濟成長」思維的論述。假設台灣的GDP未來每年成長3%,不代表每個台灣人的福祉都能因此成長3%,而且不到淨零年限2050年,台灣的經濟活動總金額就會翻倍。

這意味著即使達到「深度節能」、「資源循環零廢棄」、「生活方式改變與重塑」,仍有極大的可能必須持續擴大能源需求、仰賴新的資源挹注,才能維持一個未能公平造福大多數人的經濟系統。

社會福祉成長,而非帳目數字成長

要解決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候選人必須深入瞭解台灣人民的集體價值觀,並且針對能真正創造正面價值的方向制訂成長目標(例如教育、社會服務、房物價可負擔性等等),針對創造負面價值的方向制訂去成長目標(例如化石燃料、榨取勞力的獲利模式),將社會福祉最大化。唯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各個候選人所提出的氣候政見才能在「以供定需」的引導下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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