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達（Rita）還沒到台灣的時候，住在一處印尼萬隆（Bandung）郊區的仲介職業訓練所，訓練所裡聚集了四方而來想去台灣工作的印尼小姐。從踏入仲介訓練所的那一天起，她們的人生就改變了。仲介對這些穆斯林女性說，來到這裡得剪短髮、拿下頭巾；未來當個好女傭，去台灣不能帶手機；別帶台灣長輩會怕的穆斯林禮拜服（mukena），阿拉仍會保佑你。
馬上要去台灣了，芮達怕自己孤獨一人。她和仲介訓練所5個同鄉姐妹約好，在搭上飛機、扔掉唯一能聯繫的手機，一無所有之前，每人各準備一本筆記本。她們5個人嘻嘻笑笑地在筆記本上留下彼此的姓名、電話、雇主家地址。來台灣後，至少不是一個人。
只不過當時她們不知道的是，抵達後，在台灣成為移工，也意味著從此「交朋友」與過去完全不同。她們一起搭了4個小時的飛機來到台灣，再由仲介分別接往台北市信義區的豪宅、嘉義鳳梨田邊的三合院、南投產業道路上的老人安養院，成為散落台灣各地的孤獨移工。
身處各地雇主家中，即使落腳處是杳無人煙的鄉間，身為一位移工，卻也在這樣的特殊處境裡，渴望有人說話。像雇主家門前種的絲瓜藤蔓，在生長時從縫隙突破紅磚牆，攀爬到電線桿上，尋找跟我一樣的印尼人啊，有沒有人聽見我的聲音？
資訊匱乏的年代：用雜誌找回連結
或許有人還記得台灣在1974年創刊的交友雜誌《愛情青紅燈》，以及主持人文琪在廣播中的那句「家庭、事業、婚姻、愛情，愛情青紅燈。」被稱為古早版臉書的《愛情青紅燈》廣播和雜誌，成了許多「向前走」到台北工廠打拚的異鄉男女愛情啟蒙。年輕人在雜誌交筆友、空中廣播留言，讓孤獨在異鄉的男男女女能交朋友、紓解情感需求。
不只是台灣人需要交友，台灣自1990年代開始引進外籍移工，2005年開始，就出現了以移工為主的東南亞語言雜誌。2005 年菲律賓新住民Nene Ho創辦了台灣第一個多語雜誌《The migrants》，成為菲律賓新住民、移工的資訊交流管道；2006年，印尼華僑曾國榮、譚雲福創辦印尼語雜誌《Intai》，同時間與之競爭的還有在印尼移工之間家喻戶曉的《Indosuara》、《TIMedia》紙本雜誌；2006年，台灣立報副總編輯張正也奉立報社長成露茜之託，開辦越南文雜誌《四方報》。說來時間不遠，但在網路還不普及的十多年前，雜誌滿足了移工資訊匱乏的渴求。
連不能放假的移工都知道，要買雜誌就要去印尼雜貨店（簡稱印尼店），「那時印尼店除了《Intai》，也賣從印尼空運來的印尼本地雜誌。成人雜誌也有，小朋友不能看的那種。」羅姐是印尼新住民，2001年結婚來台，2012年開始到《Intai》工作。她認為與其說《Intai》是一個雜誌社，不如說它是一個整合匯款銀行、仲介、新聞部的大公司，業務繁多，雜誌只是其中一種。而這些雜誌中的「交友版」，也成為移工能遠端交友的方式。
《Intai》雜誌「每個月的封面照都是移工，我們會辦選秀；有新聞啊，有的是移工當記者寫的；還可以寫文章投稿，寄自己的照片、留電話，問有沒有人要跟我當朋友，如果成功被刊上去了，她們就很開心。」羅姐說《Intai》雜誌有很多讀者是看護，因為沒有休假，不方便出來，訂雜誌閱讀成為消遣娛樂。
「還有郵購，我住鄉下不能買東西啊，所以我們雜誌有很多郵購的廣告。」當時印尼雜誌不只讀者有需求，賣頭巾、家電、金飾的廣告商也樂意買單，一個版面可以收台幣1萬、2萬元廣告費。
移工如果在雜誌曝光，刊登在「Intai club」的交友版上，代表全台灣的印尼人都看得見自己；而被選上成為印尼雜誌封面的移工，宛如灰姑娘在舞台上發亮。羅姐說雜誌要收掉的那幾年，她也曾當上封面人物。她在封面裡穿著豹紋套裝、戴墨鏡，被自己的公司專訪，她還選了一張跟前總統馬英九握手的相片放進雜誌。她在自我介紹寫，自己跟總統握完手後對他說，她身為新住民，來台灣前十年怕生膽怯，都沒有出門！
可以交友、寫詩，還能請人跟你說生日快樂
「雜誌滿足移工資訊匱乏的需求，市場很大，所以剛開始我們跑很快，每個月加印1,000份。」《四方報》前總編輯張正說。張正記得辦《四方報》的時候，移民署也有製作多語雜誌給移工資訊，可是那麼一大疊雜誌，假想自己是一位母語人士，只需要看自己的那麼一點點，自然放到一邊。而單語的東南亞語言雜誌，正好打中了移工的市場。
《四方報》和《Intai》雜誌相像，都有新聞、廣告、投稿寫詩、交友版面。《四方報》的廣告類型除了郵購，還有匯款、仲介公司、婦產科、航空公司。而《四方報》的交友版「四方尋友」，張正說靈感來自大家一開始投稿寫文章，許多人投信說編輯部的哥哥姊姊好，接著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最後只是想找一位久未聯絡的朋友，乾脆來增設交朋友的版面。「後來有很多人寫信來，寫說希望有人祝她生日快樂，」《四方報》又增設了「生日快樂版」，只要移工前一個月投稿自己的相片、電話、生日日期，讀者就可以打去給一個生日祝福。
有趣的是，是誰在看雜誌呢？「我們的讀者多半是女性，新住民、移工。」張正說最早《四方報》也做泰文雜誌給泰國移工，可是做不起來，因為泰國人多半是男性廠工。張正說一群男生休息的時候，不都是出去小吃店喝喝酒、釣魚，能坐下來有餘裕看雜誌的，通常是照顧老人家的女性看護。女性和男性，看護和廠工，大家心情抒發的路線有點不一樣。《Intai》、《四方報》的交友版上，幾乎清一色是女生。
「所以也有移工被台灣男生打電話騷擾過。」羅姐說。或是禮貌一點，「我們曾經收到一位台灣男生的信，他說他38歲剛離婚，想找位女朋友。」張正笑說。
印尼看護妮妮2008年剛來台灣工作，那一年她19歲，與雇主住在高雄，終年沒有放假。她來台灣一年後，透過倒垃圾認識的朋友引薦，開始訂《Intai》雜誌。她曾經在交友版刊登自己的相片，標註身高、體重，在介紹欄上寫「我來台灣想賺錢、想買車、想蓋房子。」她說她也用雜誌郵購，買了一件拜拜用的白色穆斯林禮拜服，仲介曾說阿公會怕不許她做禮拜，來台後才發現雇主一點也不介意。
雖然在交友版中，最後其實沒有人打電話給妮妮，但她透過雜誌獲得印尼移工之間封閉的資訊，也透過雜誌購買回拜拜的衣服，找回了與自己的連結。
「有一天，我去送雜誌，一位移工接過雜誌後馬上放到一邊，接著低頭滑手機。那一刻，我知道紙本的時代過去了。」張正說。
網路裡找人陪伴
很多人告訴我，她們可以用網路，用臉書也可以認識新朋友；也有的時候，我在星期天與印尼朋友聚會拍照後，臉書跳出了一個交友邀請，點進去看對方是誰，發現彼此共同朋友非常多，就按下了交友確認鍵。「一開始我朋友很少的時候喜歡這麼做。」印尼看護阿葳住在三重，剛開始來台灣一年只休假一天。她說移工們若有休假，在台北車站跟朋友們的合照，常常能讓遠端無法休假的移工再添幾個朋友。
2006年臉書開始在台灣服務，2010年左右，幾乎人人都有一支網路吃到飽的手機，移工們不再需要雜誌了。印尼移工社群中的《Intai》、《Indosuara》、《TIMedia》今天都不再發行紙本雜誌，也只剩《TIMedia》仍留存線上媒體。
羅姐的同事現在都晚上上班，《Intai》公司改行做移工網購，賣東西的媒介不再是雜誌，她說，每天晚上在台北市華陰街的辦公室，同事們對著直播鏡頭推銷各式各樣的化妝品、首飾，到了白天，再將這些商品寄送到台灣各地，「因為晚上客人才上線。」
每天晚上是移工上線的高峰，我記得2016年開始臉書開放直播功能，就忽然有一大群印尼臉友每天都興奮的試驗。不過臉書只是移工直播的冰山一角，他們的直播管道大致有Facebook臉書、Bigo Live直播交友、Tiktok抖音三種。在臉書直播的移工年紀稍長，通常是30歲以上，直播的觀眾通常是自己的好友，我一開始也只看得見朋友的臉書直播。
2017年，有朋友告訴了我一個移工們常用的交友直播APP「Bigo live」，他說這個直播軟體雖然是新加坡開發、在台灣設站，但是用戶有70％都是印尼、越南移工。我下載了這個APP，不時就滑一下，看著大家都在直播什麼，漸漸看到了直播裡的世界：
白天時，一位印尼看護直播自己在雇主家煮飯；中午，一位漁工大哥在漁船上直播自己睡午覺；傍晚，一位待在病房的看護，直播自己正在看電視劇《蘭陵王》。而在我睡前的凌晨1點鐘，在這個APP當中，我看見了好多人在螢幕裡變成一格一格的小格子，他們都躺在睡前的工廠宿舍床上，或是在照護的長輩床邊，他們的臉龐佔滿了視窗，聊天到睡著，也不願關掉直播鏡頭。
有一次我問一位40多歲的印尼移工，她有沒有用過Bigo Live？她朋友卻在旁邊笑了起來，對我說「那個不是她的年代」。Bigo Live的用戶年齡介於25歲到30歲之間，幾乎都是單身男女，還會在裡頭自組「家庭」，形式就像是我小學時玩線上遊戲「楓之谷」的「公會」。每個「家庭」有自己的名字和頭貼框，家庭名稱的爪哇文翻譯常常有「白痴」、「笨蛋」這幾個字，每位家庭成員會有自己的暱稱，差不多就是我們以前在楓之谷公會「煞氣ㄟ小A」之類。每天晚上家庭成員在線上掛著聊天，直到睡著，也持續直播自己的臉。
英塔莉（Intari）住在五股，今年44歲，在印尼有3個小孩，她來台灣工作後社交圈熟絡，身旁都是比她年輕的看護妹妹圍繞。英塔莉沒有用過Bigo Live，但她跟身邊的看護妹妹們一樣，有玩印尼年輕人們都喜愛的Tiktok抖音。Tiktok的直播年齡層更小，通常是25歲以下的移工。英塔莉拿起手機找出自己高中同學的相片給我看，她說當年高中同學們畢業繼續讀大學，只有她結婚成為孩子的媽，「妳看她們現在比我老！」她說相比在印尼的朋友，她在台灣，年輕多了。
持續看著每一個人、各種平台的直播鏡頭，有一陣子我每天看直播做筆記，記下APP裡直播的各種畫面，不過也漸漸在每一方螢幕裡的畫面中深深感覺，這些人好孤單。
（下篇請見：〈雜誌、直播、垃圾車與公園：沒有休假的移工，在台灣怎麼交朋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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