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成長，去美國念博士班，2000年從西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在柏克萊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之後我回到台灣，就一直在台大任教，至今已經快20年了。我目前是台大社會系特聘教授，同時也是台大「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的創辦主任。我的研究探討跨國遷移和全球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形塑各式交織的社會不平等，包含性別、種族／族群、與社會階級。
我的第一本書是《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在2006年由杜克大學出版社所出版。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發展而成，獲得了美國社會學會性／別研究年度傑出書籍獎。這是一項關於台灣菲律賓與印尼家務移工的民族誌研究，我同時也對台灣雇主進行了深度訪談，透過梳理勞雇雙方的資料，分析家務移工與雇主如何在跨國遭遇中協商彼此的社會界線。
我的第二本英文書是《撫養全球家庭：教養、移民、階級 在台灣與美國》，2018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所出版。這是一個多田野地點的研究，我訪談了四群在台灣與美國的華人家長，包含了台灣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家長，以及在美國波士頓地區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華裔移民家長。儘管這些家長擁有相似的族群文化背景，在面對社會變遷與全球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時，他們所發展出的教養策略卻深受他們的階級位置與脈絡處境所影響。不過，他們的「保安策略」時常造成一些非預期後果，反過頭來加劇了社會中所有家庭的焦慮。
1.你為什麼會成為一位社會學者？你如何選擇專精的研究領域？
我之所以決定念社會學，是因為我想要改變世界。雖然後來我發現這其實非常困難。大學時我投入學生運動，花了很多時間上街抗議，或是組讀書會閱讀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性別和勞動議題特別有興趣。至於我對於遷移和種族／族群的研究興趣，則是在我搬到美國之後，當我自己變成一個移民、一個留學生的時候，才開始出現。
那個時候我也注意到台灣的處境正在快速變化。從1990年代開始，台灣從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引進越來越多的移工和婚姻移民，我也注意到，當和我同一個世代的台灣人開始為人家長後，我們養育孩子的方式和我們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全球化和國際化對於人們如何養育孩子、如何為孩子的教育做決策，有著相當巨大的影響力。
2.你遇到過哪些掙扎和困難？是什麼幫助你達到現有的成就？
從一個研究生變成一個全職學者後，我面對後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時間不夠」。當你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你有大把時間可以專注在你的寫作上，但是當你變成一個教授，你就必須多工處理，而在研究和教學之間找到平衡是很困難的事。
我是怎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呢？很單純，就是工作得越來越久。幾乎每個週末我都在工作，但這並不是個好辦法。後來我發現，你需要更有效率的時間管理。舉例來說，你要去找到一天當中你最有生產力的時段，要留一些時間給自己，或找到一個專屬於你、讓你不會受到干擾的安靜空間，也需要控制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
我回到台灣之後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面對來自兩方的期待：我既需要滿足本土的期待，但同時也想和國際學術社群保持聯繫。後者是非常有挑戰性而且非常花時間的，但我認為非常重要，例如持續參加國際性的研討會，特別是我認為較有生產力的小型工作坊。現在我們有了網路和社群媒體，而因為COVID-19的關係，也有越來越多線上研討會可以參加。這件事情已經比以前更容易做到了。
3.對學術新手，有什麼寫作和發表的建議？
你應該儘早開始發表論文。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將我的碩士論文改寫發表，這是我覺得年輕文科研究生都應該試著去做的。事實上，學術勞動市場變得越來越競爭，所以，在你畢業、拿到博士學位之前，你就應該開始投稿論文。最好是從你的博士論文改寫。
如何把你的博士論文變成一本書？記住：你不是在改寫你的博士論文，你是在寫一本書。這表示你應該去思考你要對話的讀者是什麼類型。當你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你是盡你所能地在取悅你的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但是現在，你是寫給更寬廣的讀者群看的。他們可能是學生、可能是你的同事、也可能是來自別的學科的讀者。所以，你應該要讓他們能夠看懂你在寫什麼。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你應該要說出你自己的見解。你應該讓這個世界知道你的貢獻、你的獨特想法和觀點，而不是羞於陳述它們。那才是你寫需要寫這本書的理由。很多人寫的可能是你自己熟悉的社會，是一個在西方讀者中可能沒什麼市場性的在地個案。我記得當初我在找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書的時候，曾接觸很多書商，其中一位就這樣誠實地回覆我：「我沒辦法出版一本研究台灣的書，這在美國賣不出去的。」這可能也是你們很多人正在面臨的一個挑戰，所以你要去找到這些在地個案讓人願意買單的特殊貢獻，找到這些在地個案中普世性、理論性的重要特質。
4.在國際上發表研究成果比較重要，還是在國內發表比較重要？
我認為同時在國際社會和在地社群發表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對話的是非常不同的讀者。以我來說，我出版了兩本英文書和兩本中文書，我認為它們要對話的讀者是截然不同的。當我用英文出版的時候，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在談論台灣案例的經驗細節，相較之下，我會聚焦在個案的理論意涵，也會嘗試納入比較視角，以強調西方讀者從台灣案例中獲得借鑑的重要性。但是當我寫中文書的時候，我會把學術讀者和一般大眾都納入對話對象，因為我知道這樣能形成更廣泛的影響。在中文書中，我也可以有更多空間去寫台灣案例的經驗細節。
不過當然，雙語寫作是非常耗時的。我自己的經驗是，真的可以從轉換視角和脈絡的過程中獲得許多啟發。有些人可能對女性主義立場理論不陌生，這個理論告訴我們，位處在邊緣位置的人群，反而有更好的能力去理解權力體系如何運作。例如，女人相較於男人，更能理解父權制度是如何運作；奴隸相較於奴隸主，也更能理解奴隸體制。所以，我們這些身處在學術世界邊陲位置的人，用布迪厄的話來說，其實是站在一個可以挑戰「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流看法」（doxa）的優勢位置。因此，在學術知識的生產中，你的邊緣位置其實可以是加分而不是扣分。
但是可以怎麼做呢？立場並不會自動產生。我們需要不斷地反思我們是誰、我們站在什麼位置上。我建議，你應該隨時保持比較觀點，比較自己研究的案例和其他案例。我說的比較研究，並不是指一定要做跨國或跨社會的對比。事實上，所有的研究在本質上都是比較性的。
我想在這裡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我們嘗試透過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比較，以找到台灣研究的位置。除了比較研究，我們也鼓勵跨國研究。遷移研究學者已經提醒我們，不要掉入方法論的國族主義的陷阱，也就是說，我們很容易會把民族國家當然是一個既定的研究單位。但是，以我第二本書為例，我就強調我們需要看見親職策略與實作的全球性脈絡。我們需要檢視跨國連結並進行國際比較，看見這些脈絡如何即使在本地情境之中，也形塑著人們教養孩子的方式。
5.回首職涯，有哪些事情是如果重來一次，你會做出不同選擇的？
回首過去，有兩件事情，我希望當時可以做出不同的決定。第一件事是，我希望我大學畢業後不要直接去念研究所。原因是我希望我可以在踏入學術研究之前，累積一些其他類型的工作經驗。
其次是我希望我在回台灣之前，可以在美國多待幾年。我很開心當初決定回台灣，無論是從個人角度或職涯角度都是如此，因為在台灣工作給了我更多投入公共社會學的機會，而且我認為我也更能在教學中找到社會實踐的可能。但我確實希望自己在美國多留幾年，這樣我可以在那裡累積一些工作和教學的經驗，也可以在回台灣之前和國際社群建立比較穩固的聯繫和人際網絡。
6.現在的世界最需要哪一種類型的社會學？
在當前的世界裡，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公共社會學。我對於那些使用一大堆華麗辭藻和晦澀文句的學術論文越來越不耐煩。尤其有非常多的期刊論文，是在跟學術圈內的一小群人對話，而無法觸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投入更多能量在公共社會學。我們需要傳遞更多的觀點，而不是展示你有多聰明。
我想談談我出版中文書籍的經驗。當我出版英文版的《跨國灰姑娘》時，那本書賣了2,000本。這以學術專書的標準來看，已經算是賣得相當好的。但是中文版僅僅在台灣就賣了超過1萬本。我的第二本中文書，同樣也是在一年半裡賣了超過7千本。所以，我認為這些中文書觸及了更廣的群眾，也可以對學術圈外的世界造成更大的影響。
舉個例子。我曾經遇到一位空服員，她告訴我自己在讀過《跨國灰姑娘》之後，對於工作上經常會遇到的移工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也碰到過法官、社工、老師告訴我，在看了我研究親職的書後，他們更能夠去理解他們在工作中服務的弱勢家庭。
我認為，我們需要把研究當成是一種轉譯和溝通的行為。我用「轉譯」這個比喻，是想要強調：我們寫作是為了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鋪設相互理解的橋樑，讓我們可以理解彼此的生活經驗、價值觀以及世界觀。寫作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和不同類型的讀者進行溝通。
怎麼做呢？我認為，記住以下這點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更多的故事和敘事，讓讀者能夠建立對於不同社會群體的理解和同理，但在這樣做的同時，理論和概念還是非常重要。理論和概念提供的視角，能夠讓讀者從平日習以為常的想法中跳脫出來，同時也可以幫助讀者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中去看待自身的經驗，從而得到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去理解結構力量如何形塑個人經歷。
7.最後，對於年輕世代的社會學者，你有什麼話想說嗎？
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個是關於研究。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真的覺得有趣、很想知道答案、感到很有熱情的主題，因為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你都要跟這個主題一直相處。無論你研究什麼，你都要找個創新的研究視角。你可以跨越不同次領域、結合不同次領域，也可以試著重新定位你的分析層級。以我的經驗來說，我就是從本地分析轉換到跨國分析。最後，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我認為採取比較視角永遠是很有成效的，你可以從中挖掘出你研究中本土案例的理論意涵。
我想提供的第二個建議是關於教學。教學當然會減少很多研究的時間，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認真看待教學這件事。教學可以是研究生活中很好的調劑，當你寫作卡關的時候，你至少還可以在教書中找到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教書可以幫助你精進和群眾溝通的能力，教學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其中一種方式。
我的同事曾嬿芬用「跨世代的照護」這個詞來形容教學，我很喜歡這個描述。我認為這個說法跳脫了教授作為權威者、教學只是一種線性傳授知識的過程的傳統框架，相反地，這個觀點將教學看成是一種牽涉情感、有血有肉的勞動，而不是僅僅涉及認知的工作。教學實際上是一個相互學習和挑戰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對話與反思的過程。我期許，我們作為社會學者，能透過堅實的研究，扮演橋接社會對立的轉譯者，同時也能透過有創意的教學，作為將年輕世代帶入知識世界的照護者。
那麼，祝福你們在社會學的路途上一路順風，也祝福你們萬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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